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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纯真永垂不朽
栏目:健康生活  2014-01-08 15:43  
  爱情与梦想,伴随影像滑落入文字,镌刻青春记忆。

    有一天夜里睡不着,躺在床上静静地看《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之前这个台湾小清新电影虽然没有在大陆公映,网上的疯传已经让它获得了热闹的评议。我一直没有看,是因为本身对这样的青春恋情题材天然没有兴趣。那些年,我在一所乡镇中学和同学们一起在玩乐斗殴、准备高考,对女孩感兴趣的话,也不会那么含蓄委婉。我想,这是文化背景的差异,我们没有《十三棵泡桐》(吕乐,2006)里的那些极端行为,也没有《蓝色大门》(易智言,2002)中的同性恋,更没有《挪威的森林》(陈英雄,2010)里那些不着边际的怪诞。我们不是二货青年,也不是文艺青年,我们只是普通青年,有着日常的青春。

 

    不过看完片子,虽然我知道它像其他类似青春片,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谈不上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它甚至都不反思或者营造某种成长叙事式的话语,只是靠群体性的想象记忆博得观影者的情感投射而获得成功,从个人体验来说,却居然觉得有些瞬间的感动。这种体验促使我反恭自己的内心,是什么让一个理性成熟的男性成年人被显然幼稚、空洞的幻影所打动。秘密难道是在于,制作这个文化产品的人本身和我是同龄人,而这个作品是个后青春期的青春怀旧?

 

    有关青春的叙事由来已久,古典时代是作为成年的雏形,启蒙时代是作为蓬勃欲发的生长期,都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初时候的成长仪式,其宗教的内涵与生理和心理类比的思维脉络大致相去不远。近现代以来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将“青春”重新赋予意义,同社会和政治整体联结起来而神话化了。就中国而言,五四时代是颂扬青春的高涨期,此前的青年被塑造成父权制压抑下不得张扬的活力。在新文化的代言人那里,青春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功利性价值,如李大钊所说:“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应当“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

 

    考察当下青春叙事的话语源流,自然可以追溯到这个早期的宏大命题——它设立的个性解放、反抗压制、恋爱自由、性别平等主题,成为此后青春叙事屡屡掘取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起点。从《青春之歌》这样的“家国——个人”同构,向更集中于个体内部探索的转变发生在1970年代的中后期。从更广的范围看,这是1968年世界范围内青春革命的后果。

 

    1968年蔓延全球的革命,无论从社会运动还是从文化话语来说,都是青春的临界点,青春的残酷与纯真的纠结,在之后迅速走向世故和成熟。残酷侧重反叛的行动,纯真关注洁净的质地,两者从来都血脉相连、无法分割,但侧重点的不同在六十年来的文化症候中确实此消彼长。影像艺术将生物学上的荷尔蒙的释放类比于社会文化的激进运动,从1955年尼古拉斯·雷(Nicholas Ray)的《无因的反抗》(Rebel Without a Cause),到新浪潮主将特吕弗(Fran?ois Truffaut)的《四百击》(Les quatre cents coups,1959),从大岛渚惊世骇俗的《残酷青春物语》(1960),再到浮世绘1960年代迷惘与在路上状态的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逍遥骑士》(Easy Rider,1969),横贯欧美东亚,构成了叛逆青春的全球性网络,尽管文化和背景各有差异,精神状态上对于既定体制和权力的反抗却是一脉相承。

 

    遍布于60年代的“无因的反叛”被文化学者程巍解释为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与贵族阶级和社会主义左派之间政治和经济领域里业已结束的阶级斗争,在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里的继续。历史似乎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再次陷入新一轮的吊诡:中产阶级的孩子们貌似反抗他们的资产阶级父辈,实际上却在无意中从贵族阶级那里夺取了文化领导权,又在工人阶级那里赢得了道德上的自足感——他们懵懂的、无目的而合目的性的叛逆反而完成了他们父辈没有完成的资本主义革命。进入1970年代之后,中产阶级的孩子们进入成年期,他们各就各位,日益回归到欣欣向荣的新兴资本主义在技术化、工业化、全球化全方位的蓬勃发展征途之中。叛逆的青春已经耗尽了自身的力量,将波澜壮阔的艺术生活化实践转化为死水微澜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映射在亚太地区新兴的经济政治体,比如台湾那里,一种欣乐和畅、朝气洋溢的氛围氤氲升起。

 

    1977年10月,一位新竹师专的美术老师在皇冠杂志上开设《诗的画,画的诗》专栏。1981年,台湾大地出版社出版了她的诗集《七里香》和散文集《芊芊芳草》,后来席慕容的名字随着她那些简单清灵、纯美忧伤的诗文迅速风靡在全岛并波及1990年代的大陆内地。1979年,一个叫李宗盛的新竹私立明新工业专科学校电机科学生,和好友组建了木吉他合唱团。他们开创了一种后来由南方岛屿席卷到大陆北京以感喟青春逝去、怀念美好岁月的校园民谣的风潮。他们将1960年代就开始的琼瑶《窗外》式的纯真明净集中放大了。晚些时候,也就是1987年台湾解严以后出现的南方二重唱的《我从南方来》代表的就是这种在城市化、现代性进程中的细微忧伤和惆怅:

 

    如果你同样也从南方来 别沾都市的尘埃
  这里的人们喜欢在脸上 涂着层层保护的色彩
  理想被我们从南方带来 却只能往梦里塞
  如果你开始喜欢某个人 最好让他知道你的爱
  有一种感觉名叫无奈 会让你发现隐藏的悲哀
  快乐虽然短暂的存在 却值得你用一生去等待
  在那一年我们从南方来 背着吉他闯天涯
  心里总也有少许的期待 还有一场可能的恋爱
  在城市里难免受伤害 我们都提醒自己看得开
  经过多年青山依然在 却只有等待陪着我等待
  故事写我们这一代 结局并不精彩

 

    这是如今我们说到的小清新的先辈们,“南方”的乡土和潮湿气息滋润着在城市季风中日益干枯、理性化、功利化的心灵。与文学、音乐同行的,影像上是侯孝贤《风柜来的人》(1983)、《恋恋风尘》(1986)中那些从台东和台南海边来到台北寻找生活的少年,是张暖忻《青春祭》(1985)中在云南傣家寨中经历朴实淳厚之美的知青女孩——原先同叛逆青春、激越反思并行的纯洁、成长与忧伤的青春日益登上了主流的舞台。

 

   再回头看,我们会赫然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1991年的杨德昌回眸1960年代台北青春往事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已经是残酷青春的最后绝响,而政治、社会、历史的巨大负压在壮大起来的清新、怀旧和伤感中被轻松抖落,青春书写和记忆滑入到个体、内心和向往的柔软角落。同一年的美国,格斯·范·桑特(Gus Van Sant)的《不羁的天空》(My Own Private Idaho)中,残酷青春的主题已经被改写为酷儿叙事——叛逆必得要借助肉体自己的离经叛道来进行了。而到莱塞·霍尔斯道姆(Lasse Hallstr?m)的《不一样的天空》(What's Eating Gilbert Grape,1993)里,已经是普通的小镇青年吉尔伯特在日常生活的艰辛和琐碎中的平静和挣扎了。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文化转型,岩井俊二的《情书》(1995)、马楚成的《星愿》(1999)、黎妙雪的《恋之风景 》(2003)……正是这些普通青年的纯情记忆伴随着我这代70末80后生人的校园生涯。

 

    半个世纪后,李安拍摄了《制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Taking Woodstock,2009),将1960年代美国摇滚的盛事,重写为一个犹太青年精明的文化生意,更可见一个时代的反抗和激情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风向流转。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正好访问了纽约上州白湖边上这个著名的伍德斯托克小镇,满目只见芳草萋萋,太平洋的海风从东面吹来,旗帜在寂寥无人的小镇上空飞舞,一切的一切不过是野鸽子飞过天空,而答案,如同鲍勃·迪伦(Bob Dylan)唱的,“在风中飘”。当一度以文化寻根和宏大理念著称的张艺谋也反过头来,改编网络小说拍摄抽空历史、清新无比的《山楂树之恋》(2010)时,这个老男人的纯情正迎合了社会情绪的暗涌。

 

    大约十五年前,乐评人李皖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这么早就回忆了》,描述生于六十年代的一批歌手的音乐特征,那些以校园民谣、青春忆旧为主题的歌手们是生活的观察者,他们如同许晖所说,是红旗下的蛋,只不过下晚了。他们在大时代的尾声出生,成长期却正赶上社会迅速的工业化和商业化,他们在时代的隙缝中青黄不接、左右失源,游离在生活之外,疏离于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却又无法融入到新时代的创业和成功的奇迹之中,因而沉溺于自己的内心。

 

    没有几年的光景,70后和80后的人们已经不经意间占据了文化表达和接受的核心地带,这些人也开始像先辈一样过早地进入回忆,或书写自己尚未完结的青春。或者干脆说,在各种表述中,人们都迷恋于自己的青春,根本就没有打算走出去,没有打算经历社会的通过仪式。虽然在事实层面,这一切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只是人们更愿意扭过头去,面对更加能够得到安慰的存在,哪怕对其虚构和想象的基质心知肚明。

 

    李皖评论的高晓松们正是70末80后人青春期的食粮,就像在经济和文化上紧追不舍的现代化一样,高晓松们又是台湾小清新迟到的兄弟姐妹。这似乎构成了一条精神的谱系,然而因为新生一代面对的整个时代已经迅速被资本收拢,所以他们很容易被贴上世故或者被迫世故的标签。因为消费的逻辑让任何人无所遁形,心灵的天高海阔、精神的自由飞升、思想的深邃邈远,统统都能够(当然,不必然)被转化为形式各异的商品,满足目标不一的群体。叛逆少年的当代Avatar韩寒主动或被动地成了被消费的符号偶像,曾经的小清新也难以逃避文化工业的势力所及,它们宿命般地进入到小布尔乔亚们精神的超级市场中,甚至走得更为过火,走到郭敬明那里,像做市场调研一样,主动开发商机、目标客户、特定受众,然后以团队工业化的形式批量推出可供销售和消费的产品。《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原本是九把刀的小说,自己操刀改编成电影,将青春涂上香料定型,让我想到他的前辈席慕蓉《画展》中的诗句:“我知道凡是美丽的总不肯,也不会为谁停留。/所以,我把我的爱情和忧伤挂在墙上展览,/并且出售。”

 

    然而做出阿多诺式的评判很简单,他们发明出“小资”的名词,很方便地进行百般嘲弄,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我明白救赎无法来自外在,但并不想变得玩世不恭以嘲笑单纯的可贵,也不想愤世嫉俗以讥讽无法对抗的社会结构,我想要的是理解常识——它已经被抛弃了很久,以种种话语的名义,比如权力的体制,精神分析的追根溯源,文化批评的反思,诸如此类。

 

    2007年整个夏天,我都在西北大地上游荡。有一天夜里,应该是在甘肃南部的夏河,住在一个藏人的旅馆。那时我刚刚从西藏转了一圈,转道新疆往中原回返的途中。长期的漂泊让人疲惫不堪,我躺在床上打开了电视,正好看到一档选秀节目。有个很有实力的男孩歌手,如果他放弃搭档的女孩选择另外一个唱功和音色更匹配的,可能会有晋级的机会。结果他选择不放弃,因为他爱上她了。这是综艺节目常见的俗套煽情段落,但在我当时的心境之下,居然热泪盈眶。我关了电视和灯,听到高原的夜雨敲击在没有关紧的玻璃窗上,没有起来去关他——我不愿意再劳心费神了,只想放空自己智识上的傲慢和陈见,体验一下单纯的时刻。这个时候,明白了蔑视大众,有时候是勇气和洞察,更多时候反而是媚俗和伪善。

 

    毕业涉世已经多年的人,也许不会特别热情追捧小清新——但是在偶尔脆弱的瞬间会需要一些松弛。他们踏过青山,人尚未老;体验过一些沧桑,却并没有忘情;感觉到疲倦,又心有不甘;不再想批判,因为有心无力。他们只想得到一些无需劳力费神的精神上的慰藉,心灵上的按摩。说是闲愁,当然也可以,但是又有几人真正有闲愁,在这个汹汹人海、棼棼人世?

 

    社会一直以加速在前行,在技术的辅助下,晚近六十年社会文化的变迁可能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急剧。进入新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资本流动和增殖将社会的流动以反向的方式固化下来,阶层、体制和社会结构日益科层化和规范化,惘惘的威胁中人们自身改变命运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个人主义式的英雄走向了黄昏,而个性的话语和形象则在市场的包装下贩卖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个大变局中,人总是需要抓住些什么,因为野百合也曾经有过春天,更因为“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失落的遗憾给心理造成的空洞,在竞争激烈、急速运行的社会背景下被放大,显得尤为触目惊心。

 

    大历史已然老去,小时代悄然降临。天空没有一线彩虹,如何安慰彼此的忧伤?而小清新正是那个恍惚间的彩虹,在惊鸿一瞥之间,焕发出如同世界刚刚诞生时候的光芒和洁净。走出青春的人们,对于世道的艰难逐渐明了,对于小清新的反应到并不可以简单以逃避现实简单归结,正如人性和内心本身极度复杂难言的情绪纠结一样,面对残酷现实他们并没有闭上眼睛,而是转过目光,寻找一种替代物。面对不能承受之重,就让灵魂进行漫游,这不再是飘飞远举,丝毫不具有超越和升华的欲望,因为人人都是现实主义者,是个陷溺在生活泥淖中的世故明白人,自知个体的弱小,只想在胶着的日常中找一块暂且落脚的石头,哪怕它很快也要沉入生活的沼泽之中——悲观主义的花朵在过于喧嚣的孤独中冉冉开放。

 

    所以,从清新中得到快乐是肤浅的,但不妨碍成为慰藉的凭仗,伤感是轻微的,不具有净化或者陶冶的功能。小清新是一个作品,一个器物,一个massage,具有艺术的外表,但不指向深度,因为深度让人劳累,而在无情社会中每个人都已经疲惫不堪。而另一方面,在平面化的社会中,刻意表达某种超出生活能指的意图本身就是可疑的,很容易滑落到矫揉造作,1990年代清新的高晓松在新世纪里的《那时花开》(2002)只会让人感到故作姿态,就像一个画家对着照片画肖像。在记忆中重现真实显然是个不可能完成之任务,这是小清新区别于现实主义的地方,现实主义有来源于生活而要高于生活的“典型”;它也不同于自然主义巨细无遗的工笔,小清新是来源于生活而又低于生活的化约——它将真实生活过滤淘洗,打磨光洁,整肃干净。这种经过简化的纯粹正是对污秽与混乱的现实的不满,而这种不满因为无法抗拒又显得绝望,于是只能逃避,而这种逃避则是更深一层的绝望,尽管涂抹上了明丽光鲜的颜料。

 

    你以为《九降风》(2008)中的死党们是在打棒球吗?不是,他们打的信心。你以为《艋舺》(2010)里的兄弟混的是黑道吗?不是,他们混的是友情。《初恋风暴》(2010)寻找的是什么?是责任。《星空》(2011)里渴望的是什么?是温暖。

 

     20世纪之初,美国工业化、商业化和都市化风华正茂的时候,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完成了《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的写作,让人看到了自然与纯真的沦陷。1925年,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1896~1940)在繁荣兴旺的爵士时代写下了《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则是对美国梦幻灭的迷惘。一个世纪后风云流转,中国文化中的小清新,却是在世纪末的情绪中坚持不懈地书写纯真的神话,这种对于前辈的逆向行走,其实是迷惘的另外形式。同样是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生》的女主角陈妍希主演的《初恋风暴》,通过她和男生对于自己父母婚外情的阻拦,少男少女之间纯洁的感情与父母发乎情止乎礼形成相互补充,要树立的其实是非常传统的伦理观念。这可以视作是小清新的精神旨归:追求不可复得的价值观念。从这一点而言,它骨子里是悲凉的。

 

    青春之歌已然唱完,我们不适应时光,仅此便令人伤感。这大约是所有渐进成年、趋于保守的普通青年心头的暗伤。如今的情形是,爱情可以用多巴胺和费洛蒙的分泌来解释,医疗科技、器官移植、克隆与人工智能让“非人”登上了历史舞台,性别模糊、酷儿成了激进革命的代名词,传统的伦理和道德在自由、民主与科学的挤压下摇摇欲坠。心理结构的沉淀跟不上生理更新和肉体的放纵,集体记忆在新意识形态下重新洗牌,传统分裂为碎片被冲刷和重组。可以批判但是没有行动力,允许冲动却禁止付诸实施,欲望普遍流动,真诚遭到摒弃,革命在语言中完成,清新在心灵中升起。说到底,小清新不过是在为最简单纯粹的真善美建造一个镜花水月的纪念碑。

 

    当初的惨绿少年认识到人生的真相,外在已无可为,让人失败的唯有情感。于是,他们回归了保守、平凡、简化的真实和平民化。清新的回忆在另外的地方发生,现实中他们渴望重回伦理的子宫,想在一个宁静的果核之中,欢欣地做一枚快乐王子。小清新在无信仰时代的暂时自我抚慰,在新道德规范尚未确立之前,充当一种类似于宗教的轻盈替代物。而我们这些观看者,投射自己情感进去的人,倒映了泛滥于我们时代的自恋——我们满眼中看到的都是镜子,镜子里面全是自己。就如同彭坦在《少年故事》中唱道的:

 

    这孤单的回忆从不是秘密
    没有天荒地老没有出人意料
    梦一样的画面一样的情景
    怎么都说不清
    吹散弥漫在空气
    这是我们的电影。

 

    人们心照不宣,谁都不愿意去追究童话结尾的Happy Ending。其实,幻觉在其诞生前就已经散去,纯洁繁华落尽,成长早已完成,人们只是想在这个不再青春的时代里,让死去的纯真永垂不朽。这是真正的绝望,只不过人们不愿意认为那是绝望。

 

 

《无情世界的感情:电影记忆》

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作者:刘大先 ISBN:978-7-5336-7777-0
页数:378页 定价:48.00元元 出版日期:2013年12月

作者简介: 刘大先,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副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中心理事、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理事、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理事。在各类学术刊物和一般杂志发表近现代文学与文化、少数族裔文学与文化、影视文化研究论文及随笔200余篇,著有《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时光的木乃伊》等作品。

内容简介: 作者结合私人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对自己看过的一些电影作品进行细读和分析,以夹叙夹议的手法展示超越于影片本身的故事和意义,通过对影片进行症候式和感受式的评论,让读者体会到一代人影视文化生活的情趣并从中发现时代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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