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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忆二战——丘吉尔,唯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家

  推荐人:胡慧华  2013-06-20 09:27  

  丘吉尔,百年来世界最有说服力的八大演说家之一、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之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前首相全景式历史巨著,解密二战鲜为人知的内幕,洞彻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非只言片语能描述的变化。但是,静下心来我们还是能在历史的年轮中发现一些可循的轨迹。这或许就是很多人喜欢读历史的原因,也可能是那么多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起着影响作用的人愿意俯首撰写历史著作的原因。显然,在众多“二战”的回忆录中,丘吉尔的英文著作属于佼佼者。

 

  温斯顿·丘吉尔,本书作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三巨头之一,以其从战争初期加入内阁就任海军大臣,到后来出任英国首相期间的特殊经历,撰写了这部视角独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鉴于其独特身份,作者得以从全局和细节两个角度全景式地展现“二战”过程,不仅囊括了战争期间左右战局的重大事件,还有一系列鲜为人知的内阁决策、盟军作战行动的策划以及人员的任用。全书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政治形势为起始,深刻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背景,而后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同盟国对法西斯所做的抗争。内容严谨、构思严密、文笔优美、语言精彩,从书中可以看到作者如何运筹帷幄、统领全局,联合美国、苏联和中国,一步步走向最终的胜利。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献研究亦有很大贡献,书中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其中包括很多战争期间丘吉尔作为首相发出的一系列电文和备忘录等,甚至收录了搜集到的德军重要文件。作者凭借本书于195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殊荣,由此可见其文学价值之高。瑞典学院院士齐凡尔茨在颁奖致辞中说道:“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项文学奖以荣誉。”这句近乎谄媚的话,恰好注释了这部回忆录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心目中的地位。通读完该系列丛书,对于这样的评论我们并不觉得是吹嘘式的无稽之谈,正如瑞典学院在授予丘吉尔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说:“丘吉尔成熟的演说,目的敏捷准确,内容壮观动人。犹如一股铸造历史环节的力。……丘吉尔在自由和人性尊重的关键时刻的滔滔不绝的演说,却另有一番动人心魄的魔力。也许他自己正是以这伟大的演说,建立了永垂不朽的丰碑。”

 

  本书原著于1948年开始陆续出版,再版时作者进行了部分修订。译林出版社的中译本在英文原著第二版的基础上进行了翻译。原著共有六卷,本书将原著每卷的上下部拆分为两本书,以裨读者阅读方便,并在切口一侧标注出原书页码,以供随时查阅。附录及注释均予以保留,其中的页码为原书页码;书中地图及图表也照原图译制。为更好地体现原书原貌,编译者在拆分的过程中尽量保持作者的风格,对于这样体贴的适当处理在我看来完全是秉着更好地服务于读者的良善。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影响并主宰了20世纪后半叶全球政治军事形势的战争,无论是历史学家、军事学家还是政治学家均对其抱有浓厚的兴趣。通读此书,读者能由表及里地领略到战争的全貌,且本书所涉及的战时情况以及机密文件等,均能提供其他相关文献所不可比拟的巨大价值。读罢此书,读者想必会对当今世界格局以及各种政治问题产生更深层次的认识。

 

  战争史证明,战争有其规律但没有固定的模式。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下的世界,至今遗留着“二战”留下的深刻烙印。如现在的西方国家时不时为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出兵打压小国,动辄对理念不同的国家实施经济制裁等。“二战”之后,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利比亚战争,是发生在世界新军事变革过程中的几场比较有代表性的战争。与“二战”相比,近来的这几场战争无论在形态上、手段上还是在战术涵养等各方面都有显著的不同。而且,我们相信在由机械化战争进入信息化战争时代的过程中,新的军事变革还会或明或暗地持续衍变。信息化战争从诞生到走向成熟尚需多少时日?未来的军队究竟以何种面貌出现?在现有的条件下尚难以做出准确的预测和把握。不过,近几场局部战争所展现出的某些带有共同性的特征,还是向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未来信息化战争之门的可视窗口,使我们可以前瞻到未来的大体走势,以供我们借鉴。正如我们通读丘吉尔的这部回忆录,对于准确把握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和未来走向或许有一定的指示意义。

 

  21世纪,是迅疾流变的世纪。在这样一个创新为灵魂的世纪里,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会不断加快,理论的创新也片刻不会停顿。随着新军事变革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新的战争理论、新的战场设计、新的作战样式,肯定还会不断涌现,并不断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去。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没有哪一场战争完全可以作为下一场战争的范本。面向未来,才能创造未来;变化和发展,才是永恒不变的主题。而且,我们也希望人类在总结回顾故往战争的灾难性场面时,能真正走向和平的康庄大道。

 

  诚然,这部全景式的回忆录对“二战”的叙述达到了几乎空前绝后的详尽,历史价值之高无须赘言;但是,对于任何一个非专业的历史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阅读这样的鸿篇巨制都是一次艰难的旅程,特别是其中牵涉到很多的人名、地名和军事术语。但是,如果能坚毅地深入进去,那么“二战”就真的能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你的面前。

 

  概而言之,作者以如椽之笔,全方位地向读者呈现了波涛汹涌的“二战”,并通过大量珍贵文件和重要史料展现出他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和谋略家的远见和睿智。

 

  唯有读罢此书,才通晓“二战”的来龙去脉

 

  唯有读罢此书,才通晓“二战”过程中各色人物或退缩或坚毅的表现

 

  唯有读罢此书,才通晓大众人民才是战争的真正主宰

 

 

  内容摘选:

 

  第一章  胜利者的蠢事(1919—1929年)

  为消灭战争而战——血流干了的法国——莱茵河国界——凡尔赛和约的经济条款——对赔偿的无知——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消灭了奥匈帝国——魏玛共和国——美国拒绝英美对法保证——克雷孟梭的下台——彭加勒进占鲁尔——马克的崩溃——美国的孤立政策——英日同盟的终止——英美裁减海军——法西斯——第二次大战如何容易避免——一个可靠的和平保证——胜利者忘记了——战败者牢记于心——第二次大战的道德沦落——原因在于未能使德国废除军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们深信不疑,并且几乎普遍地希望世界将享受和平。如果大家恪守正义的信念,根据常理和审慎来处理事情,各国人民的这种衷心热望本来是很容易实现的。“为消灭战争而战”一语,已成有口皆碑,人们并已采取措施,使之成为事实。当时被认为握有美国大权的威尔逊总统,曾使国际联盟的设想深入人心。在凡尔赛的英国代表团,把他的设想加以塑造和具体化,使之成为一种机构,并将永远成为人类艰苦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胜利的协约国,这时至少对他们的外敌而言,是强大无比的。他们必须应付国内的严重困难以及许多他们不知如何回答的难题。但是,位于大半个中欧的变乱祸首的各条顿国家,已匍匐在他们面前;因受德国沉重打击而深受巨痛的俄国,已陷于内战骚乱之中,并逐渐落入布尔什维克或称共产党的手中。

 

  1919年的夏季,协约国军队驻扎在莱茵河一带,而他们的桥头堡则深深楔入到被击败的、被解除武装的和饥饿的德国境内。各战胜国的领导人在巴黎讨论和争辩未来的措施。欧洲的地图放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改绘。经过艰难困苦和冒险拼命的五十二个月以后,条顿国家同盟终于俯首听候他们发落,同盟中的四个成员国,没有一国能对协约国的意志做最微弱的抵抗。罪魁祸首的德国被公认为是使世界惨遭这场浩劫的元凶,现在完全听命征服者的摆布,而征服者自己经过这番折磨也显得踉踉跄跄。这一次战争不是政府之间的战争,而是民族之间的战争。各大国的全部生命精力都倾注于愤怒与杀戮之中。在巴黎集会的各战时领导人,在那时感到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和猛烈的潮流的压力。乌得勒支和约和维也纳和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那个时候,贵族政治家和外交家,无论是胜利者还是战败者,在开会讨论时都谦恭有礼,而没有民主政治那种吵吵嚷嚷的争论,他们尽可以根据共同承认的基本原则来改造各种制度。现在,饱受苦难的各国人民,受到大量的宣传教育所鼓动,致使亿万人一致坚决要求必须进行彻底的报复。站在使人头昏目眩的凯旋顶峰上的领导人,如果在会议席上放弃战士们在沙场浴血战斗赢来的东西,那就非倒霉不可。

 

  法国凭它的努力和牺牲,理所当然地居于领导的地位。法国人为了保卫法国的国土,在国土上抵抗入侵者的战斗中,几乎死了一百五十万人。巴黎圣母院的钟楼,在一百年内曾五次(1814年、1815年、1870年、1914年和1918年)目睹普鲁士刺眼的刀光剑影,听到震耳的枪炮轰鸣。而在这一次,法国十三个省处在普鲁士的严酷军事统治之下达四个悲惨的年头。大片大片的地区接连地遭受敌人的破坏,或在两军激战中沦为一片焦土。从凡尔登到土伦之间的每一间农舍、每一个家庭几乎都在悼念死去的亲人,或者在照顾伤残的幸存者。曾经参加1870年战争和受过那次战争之苦的法国人,其中有许多人已经成为显要人物,在他们看来,法国在这一次刚刚结束的无可比拟的更为惨酷的战争中竟然获得胜利,几乎是一个奇迹。他们一生中对德意志帝国向来抱有恐怖的心理。他们没有忘记俾斯麦1875年曾企图发动预防性战争;他们没有忘记1905年迫使德耳卡塞去职的无情威胁;而1906年摩洛哥事件、1908年波斯尼亚纠纷和1911年阿加迪尔危机,都曾使他们战栗不安。德皇的“铁甲拳头”和“闪亮的盔甲”的演说,在英美人听来也许会引为笑柄,但在法国人心里,却是确确实实的灾祸的预兆。差不多五十年来,他们都在德国武力恐怖之下生活。现在以鲜血为代价,解除了这长期的压抑。和平与安全终于实现了。法国人民怀着热情激奋地呼喊:“绝不能再有第二次!”

 

  但前途充满了不吉之兆。法国的人口不及德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法国的人口没有变动,而德国的人口却在增长。在十年或不到十年之内,每年将有大批德国青年达到服军役的年龄,其人数必定比法国的多一倍。德国曾经几乎是以一国之力而与几乎整个世界作战,而且几乎征服了世界。熟知情况的人知道得很清楚:有好几次,大战的胜负安危在千钧一发之间,只是由于一些偶然事件和机会才使大局转危为安。然则,将来万一再有什么风波,强大的协约国是不是还会再度派遣几百万大军到法国战场或东线来呢?俄国正陷于瓦解和动乱之中,已变得面目全非。意大利颇有站到敌方一边的可能。英国和美国同欧洲远隔重洋或大海。英帝国似乎是靠除了帝国公民之外别人就很难了解的联系团结在一起的。将来究竟在什么形势之下,才能使参加维米山战役的强劲的加拿大军、参加维莱—布雷顿诺战役的光荣的澳洲军、参加遍地弹坑的帕森达勒作战的无畏的新西兰军,以及曾于1914年严冬坚守阿尔芒蒂埃尔战线的刚毅的印度军团,再度开到法国和佛兰德来呢?爱好和平、麻痹大意和反军国主义的英国,什么时候会再度派遣二三百万大军在阿图瓦和皮卡迪的平原上驰骋呢?什么时候美国的二百万优秀子弟会再次远渡重洋,开到香巴尼和阿尔贡来呢?当时的法国,虽然是无可非议的主人,但已疲惫不堪,人口损失惨重;它在瞻望未来的前景时,既深感庆幸,又惶恐不安。安全在何处呢?如果没有安全,则所获得的一切似乎都是毫无意义的,而且生活的本身,即使在胜利的欢呼声中也是不可忍受的。最迫切的需要是安全,要不惜一切代价和采用一切方法,哪怕是严厉的,甚至是残酷的方法来取得它。

 

  在停战那一天,德国军队开回本国,秩序井然。这时,戴上了荣耀桂冠的协约国总司令福煦元帅,以军人的气概说:“他们打得不错,让他们保持他们的武器吧。”但他要求今后法国的边界必须移至莱茵河。德国会被解除武装,它的军事体制会被砸碎,它的要塞会被摧毁,德国将变得贫穷,它将要担负无法计算的赔款,它将陷于内乱;但所有这些,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内,都会成为过去。“全部日耳曼民族”的无法摧毁的威力将会卷土重来,未扑灭的普鲁士武士的火焰将会再度燃烧起来,但是又宽又深、水流湍急的莱茵河,一旦为法国军队所据守和设防,即可以成为防卫法国的天堑,在河那边的法国人就可以世世代代过和平的日子。但英语世界的感受和见解却与法国的大不相同,没有他们的援助法国早已被征服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领土的条文,实际上是让德国领土原封不动。它仍然是欧洲最大的单一民族的国家。当福煦元帅听到凡尔赛和约签订的消息时,他非常精确地说:“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的休战。”

 

  和约中关于经济的条文,其苛狠和愚蠢,竟达到显然不能实现的程度。德国被宣判必须缴付惊人的巨额赔款。这个规定反映着胜利者的愤怒,也反映着战胜国的人民根本不知道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战败国能付得起相当于现代战争费用的赔款数额。

 

  群众始终不了解这种最简单的经济事实,而一心想取得选票的领袖们,又不敢向他们说清楚。报纸和领袖们一样,反映和强调流行的见解。几乎没有人出来说明:赔款的偿付,只能用提供服役,或者用车辆或轮船载运物资输出到国外去的办法来实现;而当这些物资运到要求赔偿的国家之后,除非该国是极其原始的或受严格控制的社会,否则其国内工业就会被打乱。实际上,要掠夺一个战败国家,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所需要的、可以搬动的东西运走,和驱使战败国一部分人担任永久的或暂时的劳役。这一点甚至连俄国现在也已经学会了,不过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利益是无法与战争的费用相比的。但当时各国的当权者竟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能超越或摆脱公众的愚昧之见,而向选民宣布这种基本的、无情的事实;即使他们说了,恐怕也没有人相信。胜利的协约国继续坚持要压榨德国,“直到这些小个子吱吱叫为止”。所有这些对世界的繁荣和日耳曼民族的情绪都有深远的影响。

 

  不过这些条文事实上始终没有执行。恰恰相反,战胜国虽然没收了约十亿镑的德国资产,但几年以后,主要由英美两国给德国的贷款却在十亿五千万镑以上,从而使德国能够迅速地从战争的废墟中复兴起来。这显然是慷慨的做法。但与此同时,在各战胜国中,苦难、不幸的人民还在千篇一律地大叫大嚷,而他们的政治家们又提出保证,要德国交出“最后一分钱”,这就不能期望和获得德国的感激或好感了。

 

  德国结果只付出也只能付出后来规定索取的赔款,因为美国正慷慨地给予欧洲,尤其给予德国以大量的贷款。实际上,自1926年至1929年的三年中,美国从各方面以分期偿还的方式所收回的赔款,大约只及没有希望得到偿还的对德贷款的五分之一,然而每个人似乎都很高兴,而且看来都认为这种局面可以永远继续下去。

 

  历史将判定所有这些做法是属于疯狂的行为。他们帮助滋长战争祸根和“经济风暴”(关于这个问题,在后面还要讲到)。德国现在向四面八方借钱,贪婪地吞食每一笔向它慷慨提供的信贷。在援助战败国问题上的错误意见,加上这种贷款的合算利率,使得英国的投资家也参加进去,虽然在规模上要比美国的小得多。这样,德国得到了十五亿镑贷款,对比之下,它付出的赔款却只有十亿镑,而且支付的方式又是多种多样,或则让出在国外的资产和外汇,或则利用美国的庞大贷款变戏法。所有这些就是一篇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愚蠢做法的悲惨故事,编写这篇故事,又损耗了多少的辛劳,败坏了多少的美德!

 

  第二个重大的悲剧就是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彻底拆散了奥匈帝国。多少世纪以来,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幸存化身,曾使许多不同的民族得享一种共同的生活,享有贸易和安全的利益。但在我们的时代,这些民族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力量和活力能够以自己的力量抵抗来自重新振兴的德国或俄国的压力。所有这些民族都希望脱离联邦或帝国的体制,而鼓励他们这种希望的,就是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政策。东南欧迅速地分裂为各个小国,结果是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的相对扩大,它虽因战败而疲惫不堪,疮痍满目,但其领土还保持完整,并且在当地占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哈布斯堡帝国所属的各民族和各省,凡获得独立者,都无不陷于像古代诗人和神学家们对堕入地狱的幽灵所描写的那种悲惨境地。华丽的首都维也纳,这个长期得到保护的文化和传统的故乡,也是许多公路、铁道和河川的交通中心,却变得冷落凄凉,饿殍遍地,好像是一个大部分居民已离散的贫民区中的大商场。

  胜利者把西方自由国家追求已久的理想强加于德国人身上。德国人从此解除了强迫军役的负担,无须再维持庞大的军备。他们虽无信用可言,但大量的美国贷款却源源而来。在魏玛,根据最后的修改意见制定了一部民主宪法。皇帝被废黜了,非显贵者被选举出来。在这个脆弱的建筑物之下,强大的、虽战败而实质未受损害的德国民族的热情,却在汹涌澎湃。美国人对帝制早有成见,劳合·乔治对此又没有企图加以抵制,这样就不啻明告被击溃的帝国,建立共和比维持帝制将会从协约国获得较好的待遇。其实,明智的政策应该是使魏玛共和国改变为立宪君主制度,由德皇的年幼的孙子当立宪君主,另设摄政院执政,从而使它得以加强和巩固起来。但可惜没有这样做,这样就使德国人民的国家生活中出现了一个真空。所有的实力派,包括封建势力和军人,本来可以在立宪君主制度之下集结起来,并为了这个制度而尊重和支持新的民主议会制,现在却暂时处于分崩离析之中。魏玛共和连同它所有的自由主义的装饰和祝福,都被视为由敌人强加给他们的,它不能取得德国人民的忠心和吸引他们的想象力。有一段时期,德国人民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年迈的兴登堡元帅身上。其后不久,种种强大的力量陷于彷徨无主的状态,真空暴露了出来,过了一阵之后,一个具有残暴天性的狂人,前所未见的侵蚀人类心灵的极其刻毒的仇恨的集中代表,就大踏步地跨进了这个真空——这个人就是下士希特勒。

 

  法国已因战争而弄得民穷财尽。从1870年以来一直就想打一场复仇战争的那一代人已经取得了胜利,但其国力却受到严重的损耗。迎接那胜利的曙光的是一个筋疲力竭的法国。自取得辉煌胜利之日起,法国就对德国抱有极大的恐惧心。正是出于这种恐惧心,福煦元帅为了法国的安全和应付远为强大的邻邦,要求把法国国界推至莱茵河。但英美的政治家们认为,如果把德国人居住的区域并入法国领土,就违背了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十四点,也违背了凡尔赛和约所根据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的原则。因此他们拒绝了福煦和法国的要求。为了争取克雷孟梭,他们答应:一、英美共同保证法国的安全;二、设立非军事地带;三、德国全面地、永久地解除武装。克雷孟梭接受了,尽管他自己内心不愿意而福煦也表示反对。于是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雷孟梭签订了保证条约,但美国参议院却拒绝批准条约,否决了威尔逊的签署。在缔结和约的全部过程中,我们极其尊重威尔逊总统的意见和愿望,而末了我们却得到不十分客气的通知,说我们对于美国的宪法应有更好的了解。

  在法国人民的恐惧、愤怒和一片混乱之中,世界闻名的权威,并且同英美两国有特殊接触的克雷孟梭这个严厉又卓越的人物,一下子就被法国人抛弃了。普鲁塔克(古希腊作家,约公元46年—120年)说过:“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法国在遭到如此严重削弱的关头,便犯这种脾气,那是很轻率的事。在第三共和中,政治集团的阴谋活动又再度活跃起来,政府各部长频频更换,参与其事者或则有利可图,或则以此为乐。不管怎样,这已成为第三共和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出一个相当于克雷孟梭那样的强有力的人物来接替,实在是很困难的了。

  继克雷孟梭而起的最强有力的人物就是彭加勒,他企图建立一个在法国的庇护和支配下的独立的莱茵兰。这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他为了强迫德国缴纳赔款,毫不踌躇地进兵鲁尔。这当然是为了要迫使德国遵守和约,结果却受到英美两国舆论的严厉谴责。由于德国的财政和政治陷于普遍混乱之中,加上在1919年至1923年期间缴付了几笔赔款,结果使马克迅速崩溃。法国占领鲁尔,在德国激起了极大的愤怒,并因此而导致大量滥发纸币,有计划、有目的地全部摧毁这种通货的基础。在通货膨胀的最后阶段,四十三万亿马克才值一个英镑。这次通货膨胀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引起了极端恶劣的和影响深远的后果。中产阶级的储蓄被一扫而光,这就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提供了天然的追随者。托拉斯的发展如雨后春笋,以致破坏了德国工业的整个结构。全部流动资本都没有了。内债以及以固定资本作为担保和抵押的工业债务,当然同时也得清算,或者赖掉,但这也不足以补偿流动资本的损失。所有这些情况所引起的直接结果,就是一个破产的国家在国外大规模借贷,这成为以后几年中的特色。德国人悲痛交集——就像他们现在的情形一样。

  英国人对德国的态度,起初是非常严厉的,但不久就转到另一个方向去,而且走过了头。劳合·乔治与彭加勒有分歧,彭加勒那容易激动的性格已成为实现他的坚定而有远见的政策的障碍。这两个国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合不来;而英国人对德国的同情甚至敬慕,已强烈地表现了出来。

 

  国际联盟刚刚成立就受到一次几乎致命的打击。美国抛弃了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原则。总统本人准备为他的理想继续奋斗,但他正在着手进行竞选运动时突患中风,在此后将近两年漫长而又重要的时期中,一直为疾病所缠,成为一个不能工作的残废,直到1920年,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这就把他的党和他的政策都撤换了。在共和党取得胜利以后,在大西洋彼岸,孤立主义思想立即就大行其道。让欧洲去自作自受好了,但法律规定的债务则非偿还不可。与此同时,又提高了关税,阻碍货物进口,但债务的偿还又只有靠这些货物。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中,美国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裁减海军的建议,英美两国政府很热心地凿沉它们的舰只和拆毁它们的军事设备。根据奇妙的逻辑,认为除非战胜国自己也解除武装,否则在道义上便无解除战败国武装的理由。法国不但在对莱茵河国界的要求和保证条约上均已完全落空,而且因为法国仍然维持一支大大削减了的以普遍服役为基础的军队,竟使法国成了英美的指责对象。

  美国向英国明白表示,日本所恪守不渝的英日同盟如果继续下去就会成为英美关系的障碍。于是这个同盟就告终了。同盟的废止,在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认为西方世界把一个亚洲国家一脚踢开。许多联系被切断,而这些联系很可能对后来的和平具有决定性的价值。但与此同时,日本也有可以自慰之处:德国和俄国的失败,在一定的时期内使它在世界各海军强国实力排名榜上上升到第三的地位。根据华盛顿海军协定关于主力舰五、五、三比例的规定,日本在主力舰的实力上同英国和美国比起来虽属较低,但给它所规定的比额,就它的建舰能力和财政能力来说,也还得要好些年才能达到。日本还密切注视着,英美两个最大的海军国家正在彼此削减其本身的实力,以致远远没有达到它们的资源所能供应的程度,也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义务所提出的要求。因此,无论在欧洲或在亚洲,胜利的协约国在争取和平的名义下迅速创立起来的条件,却为下一次新的战争扫清道路。

  当所有这些不幸的事件一件件出现的时候,在大西洋两岸的人们却在无休止地空谈着那些好意的陈词滥调;这时候,在欧洲却出现了一个新的争斗的祸源,它比沙皇和德皇的帝国主义更加可怕。俄国的内战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绝对胜利而告终。开去征服波兰的苏俄军队,诚然在华沙之战中被击退了,但德国和意大利却几乎被共产党的宣传和阴谋所征服,匈牙利曾一度确实落在共产党独裁者贝拉·库恩的统治之下。虽然福煦元帅英明地说过“布尔什维主义始终没有跨进胜利的边界”,然而,在战后最初的几年中,欧洲文明的基础却显得岌岌可危。希特勒下士在慕尼黑竭力煽动士兵和工人疯狂地仇恨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说他们应负德国战败之责,以此来使他自己能够为德国军官阶层效劳;而另一个冒险家本尼托·墨索里尼则为意大利提供了一套新的治理方案,声称它可以把意大利人民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并趁机为自己夺取独裁权力。纳粹主义是从法西斯主义发展起来的。于是,这些本属同一血统的运动就开始活跃起来了,很快就把世界推到更为可怕的争斗之中;现在谁都不能说,这种争斗已因这些运动的毁灭而告终了。

 

  虽然如此,一个可靠的和平保证还是依然存在的。德国已被解除武装,它的所有大炮和武器已被摧毁,它的舰只已在英国的斯卡帕湾自行凿沉,它的庞大军队已被解散。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为维持国内秩序,只许有一支人数不超过十万人的长期服役的专业军队,并不能以此为基础增加后备人员。每年在限额内补充的新兵不再接受军事训练,训练军队的干部已被遣散。用了一切办法把军官人数减剩十分之一。任何军事飞机都在禁止之列。潜水艇已予禁止,德国的海军只限定在几艘一万吨以下的舰只之内。几个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像联成一条防线一样,把苏俄同西欧隔开,这些国家刚刚摆脱了现在以一种更可怕的新形式出现的沙皇帝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昂首独立,似乎屹立于中欧。匈牙利曾经吃错了贝拉·库恩的药而出了乱子,现在又康复过来了。心满意足于荣誉桂冠的法国陆军,是欧洲无与伦比的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此后的若干年内,人们相信法国的空军也是第一流的。

  直到1934年,征服者的力量,在欧洲,而且也可以说在整个世界,还是所向无敌的。在这十六年中,前协约国的三个国家,或者甚至只需英法两国和他们在欧洲的伙伴,只要下个决心,随时都可以用国际联盟的名义,以国际联盟的道义力量和国际力量为后盾,来控制德国的军事力量。但可惜都没有这样做。相反,直到1931年,战胜国尤其是美国,却用尽一切努力,以令人困恼的国外控制的办法来向德国勒索每年该付的赔款。而德国之所以能够付款,又全靠美国所给予的为数更大得多的贷款,这就使整个过程变得十分荒谬。除了怨恨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在另一方面,到1934年止,如果严格执行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本来不需使用武力,不需流血,也可以长久地保卫人类的和平与安全。然而,当违约的情形尚属轻微的时候,谁都不去管它;而当违约情况达到严重的程度时,又不加以正视。这样,持久和平的最后保证就付诸东流了。战败者的罪行在胜利者的愚蠢行为中找到了助长的条件和解释,虽然绝非找到了宽恕的理由。如果没有这些蠢事,则犯罪既没有受到诱惑也没有机会。

 

  我在这章中叙述了一些事件和印象,在我的心目中,是要说明在动乱的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悲剧是怎样降临的。这个悲剧不仅表现在战争所必然引起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在第一次大战中,士兵们进行可怕的残杀,各国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已化为乌有,但是,除了俄国革命的极端过火的行为之外,直到战争结束,欧洲文明的基础结构仍巍然屹立。当大炮轰击的硝烟和尘土突然消散的时候,交战各国虽然敌忾犹存,但彼此之间仍然承认对方的历史悠久的种族人格。战争的法则大体上还被尊重。在作战双方的军人之间还存在着专业性的共同基础。无论战胜国和战败国,都保持着文明国家的风度。庄严的和平被建立起来,它除了行不通的经济条款之外,却符合在十九世纪不断调整着的各文明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法治得到公认,世界性的机构得以组成,以保障我们所有的人,尤其保障欧洲,防止变乱的再起。

 

  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消失了。自愿处在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人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其规模之大和性质之恶毒,是人类历史上一切黑暗记录所未有的。德国的集中营有计划地和大规模地屠杀了六七百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其恐怖的程度,比成吉思汗的乱斩乱杀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杀人的规模上,成吉思汗更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在东线战争中,德国和俄国都计划过而且推行过全部人口的消灭。空袭不设防城市的暴行,一旦由德国开始,实力日益强大的盟国就以二十倍的规模来回敬,终于以使用原子弹把广岛和长崎毁灭而达到高峰。

 

  现在我们终于从物质毁灭和道德沦落的灾难中挣脱出来了,像这样的情况是过去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所不能想象的。可是在我们经受种种苦难并获得成功之后,还遇到各种问题和危险,其可怕的程度比起我们过去好不容易才克服的那些问题和危险来,不是小一些,而是大得多。

 

  我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在那些日子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人向读者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本来是如何容易避免的;善者的软弱如何助长了恶者的凶狠;各民主国家如果不联合为更大的机构,则它的体制和习惯又如何地缺乏唯一能给老百姓带来安全的那些毅力和信心的素质。在十年或十五年的时期内,我们在自卫问题上又如何没有政策可言。在这本书中,我们将看到,慎重和克制的意见如何有可能成为导致严重危险的主要因素;出于安全和想过平静生活的愿望而采取折中妥协的办法,如何直接形成灾祸的中心。我们也将看到,在这些年内,不论各国政治如何变动,各国共同采取广泛的国际行动,又如何是绝对的需要。

  最简单的政策是:使德国在三十年之内废除军备,而战胜国则保持充分的军事力量;并且在此期间,即使不能同德国达成协议,也得建立一个更有力的真正的国际联盟,这个国际联盟要能够保证条约的贯彻执行,或者必须经过讨论和各方同意才能加以修改。既然,三个或四个大国的政府曾经一起要求本国人民作出最大的牺牲,人民也为了共同的事业毫不犹豫地全力以赴并终于获得了盼望已久的结果;那么,各国应该保持协调的行动,以便起码不丢掉最根本的东西,这应该说是很合理的要求,然而,对于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胜利者的实力、文明、学问、知识和科学都不能给予满足。他们还是过一天算一天,由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结果二十年的时间刚刚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信号就出现了。我们对那些曾经精忠英勇战死沙场的人的儿女,又只好作这样的描写:

 

  他们并着发痛的肩膀前进,

 

  迈着沉重的步伐,

 

  离开生命的光明旷野。

 

 

  第四章  阿道夫·希特勒

  双目失明的下士——出身寒微的领袖——1923年的慕尼黑暴动——《我的奋斗》——希特勒的问题——希特勒和德国陆军——施莱歇的阴谋——经济风暴的袭击——布吕宁总理——一个立宪的君主政体——军备均等——施莱歇的干扰——布吕宁的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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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10月,有个德国下士,在英军袭击科明附近地区时,因受芥子气侵害,一时双目失明。当他正在波美拉尼亚的医院住院的时候,德国各地在战败之余,革命四起。他是奥地利海关一个低级税吏的儿子,在青年时,曾梦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他没有能够进入维也纳的艺术学院,而在维也纳过着贫苦的生活,后来又迁到慕尼黑。他有时做油漆房屋的工作,经常当临时工,在物质上过着极为贫穷的生活,心里却隐藏着极度的愤懑和怨恨,认为世界屈了他的才,使他不能有所成就。他所遭遇的不幸,并没有使他加入共产主义的行列。他却体面地走了相反的道路,并反而更抱着一种反常的种族忠诚观念和一种对德国及日耳曼民族的狂热而不可思议的崇拜。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他立即怀着满腔热情去参军,在西线一个巴伐利亚团中服役了四年。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早年命运。

 

  1918年冬季,当他双目失明、无依无靠地卧病在医院时,他觉得自己个人的失败,似乎同整个日耳曼民族的苦难分不开。战败的震惊,法律和秩序的瓦解,法国人的胜利,使这个伤势渐愈的团传令兵陷于极度痛苦之中,弄得他身体衰弱,面容憔悴,但从此却产生出一种异常的、可以决定人类生死命运的无可估量的精神力量。德国的失败,在他看来,按通常的事理是难以理解的。他以为其中必有一个重大而恶毒的通敌阴谋。这个抑郁的小兵,只凭他自己狭隘的个人经验,独个儿苦思苦想,要推究这场灾祸的原因。以前他在维也纳时曾和极端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一些小组混在一起,在那里他曾听到过有一个种族,北欧日耳曼族的敌人和剥削者——犹太人所进行的种种罪恶和破坏活动的事情。他的爱国义愤以及对富人和上层人物的嫉妒,融合成为抑制不住的仇恨。

 

  这个毫不引人注意的病人终于出院了,出院后仍然穿着军服。他对于军服,几乎具有小学生对军服所抱有的那种自豪感。他揭开眼睛上的纱布时,看见的情景多么悲惨!战败的骚乱实在是够可怕的。在失望和狂暴的气氛中,在他的周围,闪现出赤色革命的轮廓。装甲车在慕尼黑的大街上横冲直撞,向惊惶躲避的路人散发传单或射击子弹。有些和他一道当兵的人,公然在制服上配带红色袖章,疯狂地呼喊口号,反对地球上他所热爱的一切。好像睡梦方醒一样,一切都突然间变得清清楚楚了。犹太人,在后方大发国难财的人和阴谋通敌的人,以及通过犹太知识分子搞国际阴谋的可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背后把德国捅了一刀,并把它按倒在地。他看见他的责任在他眼前闪耀:他要把德国从这些瘟疫中拯救出来,要为德国报仇,要把这个做主人的种族带领到它久已注定了的命运那里去。

 

  他团里的军官们看到部下们那种煽动性的革命情绪,大为恐慌,但他们很高兴无论如何总算发现了一个似乎了解局势根源的人。下士希特勒仍然愿意留在军中,干上了一个“政治教官”或者说是特务的工作。以这个名义,他收集了搞叛变和颠覆活动的阴谋计划的情报。不久,他的上司,一位保安军官,让他去参加当地各式各样的政党的集会。1919年9月的一天晚上,这位下士参加了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馆里召开的德国工人党的集会,他第一次听到人们所发的言论,和他内心的信念如出一辙,同样是反对犹太人,反对投机分子,反对使德国堕入深渊的“十一月罪犯”(1918年11月德国爆发了革命——译者注)。9月16日,他便加入这个政党。不久,为了配合他在军队的工作,他负责该党的宣传工作。1920年2月,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举行第一次大会,希特勒操纵了那次大会,并且为党纲草案规定了二十五个要点。这时希特勒已成为一个政客,他的救国运动从此就开始了。同年四月,他从部队复员。自此他就以整个生命致力于党的扩大。到第二年的年中,他已经把原来的领袖一个个逐出。他以他的热情和天才,使那些着了迷的同伴接受他的个人独裁,他已经是“领袖”了。他花钱买了一个经营欠佳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作为该党的机关报。

 

  共产主义者不久便认出了他们的敌人。他们企图破坏希特勒的集会,于是在1921年底的几天中,希特勒第一次组织了他的冲锋队。直到此时为止,一切都是在巴伐利亚当地范围内进行的,但是由于战后几年,德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帝国各地有许多人开始去倾听这人新的福音。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全德国大为激愤,使现在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党员大大激增。马克的崩溃摧毁了德国中等阶级的基础。他们有许多人在绝望之中成为这个新政党的党员。他们在仇恨、为国复仇和爱国狂热之中,为他们的苦难找到安慰。

  希特勒一开头就说得很明白,要夺取政治权力,就要从激烈反对和打击由战败耻辱而产生的魏玛共和政府入手。1923年11月,这位“领袖”身边就有了一群坚定的党人,其中最杰出的是戈林、赫斯、罗森堡和罗姆。这些活动家认定夺取巴伐利亚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鲁登道夫将军以他在军队中享有威望的名字,为这次冒险行动张目,而且在这次暴动中,他走在行列的前面。在战前人们常说:“在德国是不会有革命的,因为在德国一切革命都是被严厉禁止的。”慕尼黑的地方当局在这次事变中恢复了这句格言。警察开了枪,但是很仔细地不打在鲁登道夫的身上,鲁登道夫将军径直地迈步前进,向警察的队伍走去,还受到警察的敬礼。示威者大约有二十个人被打死,希特勒扑倒在地上,和其他领导人逃出了肇事场所。1924年4月,希特勒被判处四年徒刑。

 

  虽然德国当局维持了秩序,德国的法院对肇事者亦加以惩办,但是,国内各地都认为当局是打击他们自己的骨肉同胞,是为外国人服务,而以德国最忠实的儿女作为牺牲。希特勒的徒刑就由四年减为十三个月。他住在兰茨贝格狱中的十几个月,使他能够完成《我的奋斗》一书的提纲,这是他的政治哲学著作,是为献给最近暴动的死难者而写的。在他终于获得政权后,对协约国的政治军事领导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本书更值得仔细研究的了。德国复兴的纲领、党的宣传技术、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计划、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概念、德国理所当然地应享有世界最高地位——所有这些都在书中写得明明白白。这是信仰和战争的新可兰经:夸张、冗长、杂乱无章,但包含了这个党的使命。

 

  《我的奋斗》的主题是很简单的。人是一种战斗的动物,因而,国家,作为战斗者的集合体,就是一个战斗的单位。任何有生命的有机体,如果停止求生存的战斗,那就注定要灭亡。一个停止战斗的国家或种族,也同样注定要灭亡。一个种族的战斗力,取决于它的纯粹性,因此,必须排除外来的玷污。犹太种族由于它遍布全世界,必然是和平主义的和国际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十恶不赦的罪孽,因为它意味着生存竞争中的种族投降,所以,每一国家的首要职责就是使群众国家主义化。在个人方面,智慧并不是首要的,意志和决心才是最主要的品质。生而具有指挥能力的人,比千千万万只配服从的人有价值得多。只有暴力才能保障种族的生存,所以军事手段是必要的。种族必须战斗,苟安的种族必定会腐化和灭亡。假使日耳曼种族能够及时联合起来,那它已经是地球的主人了。新的德意志帝国必须把所有散居在欧洲各处的日耳曼人集合在它的怀抱之中。一个遭受失败的种族可以因恢复其自信心而获得拯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教育军队相信自己是所向无敌的。为了复兴日耳曼民族,必须使人们确信,用武装力量来重获自由是可能的。贵族政治的原则,在根本上是正确的。理智主义是不可取的。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造就经最少训练就能成为军人的德国人。要是没有狂热的、歇斯底里的热情作为推动力量,历史上最伟大的惊天动地的激变是不可思议的。和平与秩序这种资产阶级美德,什么事也做不出来。世界现在已转向这样一种伟大的激变了,而新的日耳曼国家,必须使我们的种族时刻准备为地球上最后而又最伟大的决战而战斗。

  外交政策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外交的任务不是让一个民族壮烈地垮掉,而是使它能够繁荣和生存。只有英国和意大利可能是德国的同盟国。没有一个国家会同民主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所统治的怯懦的和平主义的国家缔结同盟。要是德国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也不会有人维持它的生存。它丧失的省份,绝不会以祈祷上帝或恳求国际联盟就能拿回来的,只有使用武力才行。德国绝不可重蹈对所有的敌人同时作战的覆辙。它必须选定其中一个最危险的敌人,全力加以攻击。只有当德国重新获得权利平等,恢复它在太阳之下的地位时,世界才会不再反对德国。德国的外交政策绝对不得感情用事。如果纯粹为了感情上的理由而进攻法国,那是愚蠢的。德国所需要的,就是在欧洲扩张领土。德国战前的殖民政策是错误的,应该放弃。德国必须谋求向俄国,尤其是向波罗的海各国扩张。绝不能够同俄国结盟。联合俄国向西欧发动战争是犯罪的事,因为苏维埃的目的就是国际犹太主义的胜利。

  这些就是希特勒政策的“精华”。

 

  希特勒不停顿地进行斗争并逐渐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人物而显露头角,但这并不怎么引起各战胜国的注意,因为它们为自己的麻烦事和党派斗争所苦恼和困扰。国家社会主义党,即后来的所谓“纳粹党”,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就牢牢地掌握住德国的人民群众、军队和国家机器以及那些并非无缘无故害怕共产主义的工业家,以致成为整个世界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德国生活中的一个力量。1924年底,当希特勒从狱中获释时,他曾经说,重新组织他的运动恐怕得要五年的时间。

 

  魏玛宪法的民主条款之一规定每隔四年选举国会。人们希望根据这个条款来确保德国人民群众享有对国会的完全的和持续不断的控制权。当然,实际上这个条款只是使他们生活在一个有着绵延不绝的狂热政治刺激和不断进行选举运动的境况之中。因此,关于希特勒和他的主义的发展,就有着精确的记录。1928年,他在国会只占二十八席,1930年增为一百零七席,1932年为二百三十席。到这个时候,德国的整个机构都充满了国社党的特务,并受它的纪律的约束。对犹太人的各种威吓、侮辱和暴行,就到处猖獗起来。

  在这本书中,没有必要把这种复杂而恐怖的事情、它所有的激情和罪恶,以及全部此起彼伏的进程逐年一一细述。洛迦诺公约的黯淡日光,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大量美国借款的支出,使人感到繁荣正在恢复。兴登堡元帅当了德国的总统,而施特雷泽曼是他的外交部长,沉着而体面的大多数德国人民,以他们那种对伟大而尊严的权威的根深蒂固的热爱来拥戴兴登堡,直到他临死咽下最后一口气。但是在这个狂乱的国家里,其他各种有力的因素也是很起作用的,而魏玛共和政府既不能给这个国家以安全感,也不能使国家的光荣和复仇心得到满足。

 

  战后几年间,在胜利者所强加而带有失败耻辱的共和政府和民主体制这个虚饰的外表后面,掌握德国实际政治权力和作为国家的持久性机构的,乃是德国陆军参谋部。总统和内阁的任免都操在这些人的手中。他们认定兴登堡元帅是他们权力的象征,是他们的意志代理人,但是在1930年,兴登堡已是八十三岁了。从这时候起,他的性格和智能就逐渐衰退。他越来越变成一个偏见、固执和独断的老人。在战争中,兴登堡曾被奉为一个伟大的形象,可是现在,德国的爱国者却以希望他早日归天来表示对他的敬仰。这确切地说明,现在的兴登堡已经变成了一个“木头的泰坦神(希腊神话中天神与地神的子女——译者注)”了。若干时间以来,将军们已经明白,他们应该物色一个满意的领袖来继承这位年迈的元帅。但物色新人之举,却被国社党运动猛烈发展起来的力量所压住。1923年慕尼黑暴动失败以后,希特勒曾经发表过一个在法律上严格合乎魏玛共和体制的党纲,但是他同时却鼓励并计划扩展纳粹党的军事的和半军事的组织。冲锋队或称“褐衫队”以及一个人数很少而有严格纪律的核心组织党卫队,从一开始很小的组织,发展到在人数上和活力上都规模很大的团体,致使军方对他们的活动及其潜在的实力大为惶恐不安。

  领导冲锋队的,就是那位行伍出身的军官罗姆,他是希特勒的同志,并且在斗争的几年中,也始终是希特勒的亲信朋友。罗姆是冲锋队的总参谋长,是一个极有能力和胆量的人,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又是一个性变态者。他的劣行并不妨碍希特勒和他在夺取政权这条艰苦而危险的道路上互相合作。正如布吕宁叫苦地说的,冲锋队已经把原有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大多数组织吸收在内,其中包括于1920年在波罗的海和波兰同布尔什维克党人作战的自由同志会,此外还有钢盔团这个国家人民党退伍军人的组织。

  陆军将领对国内潮流加以深入的研究,使他们不得不确信他们这样的一个和纳粹运动相对立的军官阶层已不能再统治德国了。这两派都是决心想把德国从地狱中拯救出来,都想报战败之仇。但是德国陆军是代表德皇帝国所设立的机构,并且是保护德国社会中的封建领主阶级、贵族阶级、地主阶级和其他富裕阶级的;而冲锋队则在基本上已成为一个由暴烈的或愤懑的颠覆分子的不满以及破产者的绝望斗争所鼓动起来的革命运动。他们和他们所谴责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之间的分歧,有如水火不相容。

 

  陆军方面认为,和纳粹党斗争,不啻是把战败的德国撕碎。1931年和1932年,陆军高级将领都认为,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国家着想,他们必须同纳粹党联合起来,虽然他们曾以德国人所具有的那种刚毅和严厉反对过纳粹党的内政主张。在希特勒方面,虽然他准备为了攻取政权的城堡不惜采取任何攻击武器,但是在他眼前的,却是那些曾经领导伟大而灿烂的德国的领袖人物,而这些人在他年青时曾获得他的敬仰和忠诚。所以,他同陆军之间达成协议所需具备的条件,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现成的和自然的。陆军将领们逐渐认识到纳粹党势力之大,已达到了只有希特勒才能继承兴登堡为德国元首的程度。而在希特勒方面,也知道要想实现他的复兴德国的计划,那就非和陆军中的中坚成立同盟不可。交易一经定当,德国陆军将领就开始劝请兴登堡对希特勒另眼相看,把他视为未来的德国总理。希特勒则答应限制褐衫队的活动,使褐衫队受陆军参谋部的制约,并且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把这些褐衫队取消;凭借这些交易条件,希特勒就这样得到了德国统治势力的效忠,得到了正式的行政管辖权,得到了德国国家元首的明确的继承权。这位下士,步步高升,已升得很高了。

  然而,国内还有另外的复杂情形。如果说德国陆军参谋部是掌握德国内部各派势力总联合的钥匙,那就有好几双手想取得这把钥匙。这时,施莱歇将军操有一种微妙的、有时具有决定性的势力。他是那些谨慎而又具有潜在势力的军界人物的政治顾问。各党各派对他都抱有相当的怀疑心理,并认为他是一个机敏而有能力的政治活动家。他的学识远远超过参谋部的军事操典,非一般军人所能有。施莱歇早就认识到纳粹运动的重要性,并认为有加以遏止和控制的必要。在另一方面,他又从这种恐怖的聚众滋扰的暴行以及日益扩张其势力的冲锋队这一支私人军队中看出,要是他在参谋部的同事们运用得当,其中有一种可以利用的武器,也许可以利用来重新确立德国的伟大地位,而且说不定还可以确立他自己的地位。施莱歇带着这个念头,在1931年开始和纳粹冲锋队参谋长罗姆进行秘密策划。于是,两件重大的事情就同时进行了。陆军参谋部同希特勒勾结;而施莱歇却又在这当中同希特勒的主要助手并且可能成为希特勒劲敌的罗姆,进行他的个人阴谋活动。施莱歇同纳粹党内的革命派接触,尤其是同罗姆的接触一直在进行,直到三年后他们两个被希特勒下令枪毙的时候为止。自此以后,政治局势就简单多了,对剩下来的人也好办得多了。

 

  这时,经济风暴袭击到德国来了。美国各银行鉴于国内债务日益增多,都不肯增加极不合算的对德贷款。影响所及,弄得德国各地的工厂纷纷倒闭,许多企业也突然破产,而这些工厂和企业都是德国和平复兴所依赖的基础。1930年冬季,德国的失业人数增加到二百三十万人。与此同时,赔偿问题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过去三年内,美国总代办吉尔伯特先生,作为协约国代表,曾接收协约国要求德国偿付的巨额赔款,其中包括付给英国的赔款(当时经我之手自动转交到美国国库)。这种做法肯定是不能持久的。早在1929年夏季,美国委员杨格先生在巴黎曾草拟、提议和要求商讨一个极其重要的减低赔款的计划,这个计划不但对赔款的偿付定出最后的限期,并且使德国国家银行和德国各条铁路脱离协约国的控制,此外又提出了撤销赔偿委员会而另设国际结算银行。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就同以商业巨头胡根堡这个残暴的、昙花一现的人物为代表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以他为首的工商业利益集团联合起来。他们发动了一次徒劳的然而是野蛮的运动来反对协约国所提出的这个影响深远而宽大的通融办法。德国政府使尽了气力才勉强使德国国会仅仅以二百二十四票对二百零六票通过了“杨格计划”。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这时在病重垂危之中,他在死前办了最后一件事:使协约国答应远在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期限之前把协约国军队撤出莱茵兰。

  但是德国的群众对战胜国的明显让步,大都反应冷淡。在早先,或者在关系不那么紧张的情况下,这些让步或许会被认为是走向和解和实现真正和平的一大步。但是现在,德国广大群众正面临着无时不在的、阴暗可怕的失业恐怖。中产阶级因马克的贬值早已破产而不得不铤而走险。国际经济的压力削弱了施特雷泽曼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和以胡根堡为首的资本巨头对他进行猛烈的攻击,终于把他推翻。1930年3月28日,天主教中央党的领袖布吕宁出任总理。

 

  布吕宁是威斯特伐利亚的天主教徒,是一位爱国者,一心想以现代民主政治的形式来重建以前的德国。他继续推行拉特瑙先生在遭暗杀前所拟定的为战争作准备的工业计划。他还力图在越来越严重的混乱中维持财政的稳定。他的关于经济节约和裁减文官人数及俸给的方案,并不为人们所欢迎。怨恨的潮流更为汹涌。在兴登堡总统的支持下,布吕宁解散了敌对的国会。在1930年的选举中,他在国会中占多数。他现在就用最后一次明显的努力,号召旧德国的残余势力来反对复活起来的、暴烈的和卑劣的国家主义派的骚动。为达到这个目的,他第一步就是要设法确保兴登堡再被选为总统。布吕宁总理希望有一个新的而又明显的解决办法。他认为只有恢复帝制才能使德国获得和平、安全和光荣。如果兴登堡再度被选为总统,那他又是否能够劝动这位年迈的元帅,在他的最后任期中充任摄政,以便在他死时复辟帝制呢?这个政策如果成功,就可以填补目前希特勒显然正要跨进的德国最高权力的真空。从全部情势来看,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布吕宁怎么才能够把德国引导到这条路上去呢?正在倾向希特勒的保守派,或者会因为看到德皇威廉复辟而回转头来;但是无论社会民主党还是工会内的势力,都绝对不允许老德皇或皇太子卷土重来。布吕宁的计划并不是要重建第二帝国,他是想建立一个英国方式的立宪君主政体。他希望在德皇太子的儿子中能够有一个可以成为立宪君主的适当人选。

 

  1931年11月,布吕宁便把他的计划向决定一切的兴登堡密陈。这位年迈的元帅的反应是激烈而奇特的,他大为惊讶并表示极端反对。他说,他认为他自己只是受德皇委托的人。任何其他解决办法都是对他的军人尊严的冒犯。他所信奉的君主政体,与在皇子中挑选一人当皇帝的办法是不能协调的。皇位的法统,是绝对不容破坏的。同时,因为德国人既不愿德皇返国,那么在德国就只剩兴登堡自己了。他说到这里为止。没有妥协的余地。他说:“我在这里,我就留在这里。”布吕宁和这位年老的将军作了一番激烈的、也许长时间的争论。这位总理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除非兴登堡肯接受这个虽然不合正统的君主政体的解决办法,否则革命的纳粹独裁就一定会出现。可是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然而,不论布吕宁是否能使兴登堡回心转意,再选兴登堡当总统之举却是非办不可的,因为这至少可以避免德国在顷刻之间有发生政治崩溃的危险。布吕宁的计划的第一阶段是成功的。在1932年3月实行的总统选举中,第二次投票结果,兴登堡取得多数,击败了他的劲敌希特勒和共产党的台尔曼而再度当选。可是现在又必须应付国内经济形势和对欧关系了。裁军会议正在日内瓦召开,而希特勒又掀起了一个喧闹的运动来反对凡尔赛条约所带给德国的耻辱。

 

  布吕宁经过深思熟虑,草拟了一个修改凡尔赛条约的远大计划;并且在1932年4月到日内瓦去,受到出乎意外的款待。在他同麦克唐纳、史汀生和诺曼·戴维斯的谈判中,似乎颇有达成协议的可能。这次谈话的特殊基础,是德法“军务均等”。不过这个原则可以有各种保留意见的解释。头脑清醒的人居然会想到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和平,这确实使人感到惊讶。关于这个问题,在以后几章里还要讲到。假使胜利者在这一个关键问题上作出让步,那就很可能把布吕宁从逆境中拉出来。还可以有第二个步骤——更高明的一步——大概就是为了欧洲的复兴而把赔款取消。假使实行这种解决办法,那就一定会把布吕宁的个人地位抬高到胜利者的地位了。

 

  美国的无任所大使诺曼·戴维斯,曾打电话给法国总理塔迪厄,请他立刻从巴黎赶到日内瓦来。哪晓得布吕宁真是不幸,塔迪厄已经得到了另一个消息。这时施莱歇正在柏林大肆活动。他刚巧抢先一步警告法国大使,叫他不要同布吕宁谈判,说是布吕宁马上就要倒台了。同时也可能是塔迪厄担心在“军备均等”这个方案下法国所处的军事地位。不管怎样,塔迪厄没有去日内瓦,布吕宁亦于5月1日返回柏林。布吕宁在这样一种情势下两手空空回到柏林,对他来说却是致命的。为了应付在德国内部有巨大威胁性的经济崩溃,必须采取剧烈的甚至不顾一切的手段。但布吕宁这个已失去民心的政府,已经没有采取这些手段所必需的力量了。布吕宁在5月份足足奋斗了一个月。与此同时,塔迪厄在变化无常的法国议会政治中,亦被赫里欧取而代之了。

 

  新的法国总理宣布他本人准备商讨在日内瓦谈判中所达成的方案。美国驻柏林大使奉命催促德国总理立即回日内瓦,不可有片刻拖迟。5月30日晨,布吕宁接到这个电报,但在这时,施莱歇的努力已告成功。兴登堡听了他的话,决定解除布吕宁的总理职务。就在这一天的早晨,当美国的邀请电报(充满着希望但措辞并不审慎的电报)送到布吕宁手中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的命运已成定局;到中午时分,他便提出辞职,以免正式明令免职。在战后的德国中,最后一个或许可以使德国人民享受安定和文明的宪政并走向睦邻邦交之路的政府,就这样结束了。假使没有施莱歇的阴谋和塔迪厄的延误,则协约国向布吕宁所提出的建议,肯定会救了布吕宁。现在这些建议,只好同另一个政府和另一个人来讨论了。

 

 

  第五章  被蝗虫吃光的年代(1931—1935年)

  麦克唐纳——鲍德温联合政府——印度的瓦解——全德国的大动荡——兴登堡与希特勒——施莱歇作为补缺者失败了——希特勒当上总理——1933年2月27日国会失火——希特勒在选举中获得多数——新主人——质量上的裁军——1932年的德国——1933年英国空军预算——军备状态的均等——“麦克唐纳计划”——“感谢上帝幸亏有法国陆军”——希特勒退出国际联盟——纽约历险记——在恰特韦尔庄园的宁静生活——一些聪明的朋友——马尔巴罗的古战场——普齐——保守党的态度——远东的危机——日本进攻中国——责有攸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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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大选所产生的英国政府,在表面上是英国历史上最强的政府,而实际上却是最弱的政府。首相麦克唐纳同他毕生致力创设的工党发生分裂,双方的对立情绪很深。他的政府,在名义上是联合政府,但事实上是保守党人占优势,因此,他虽身居政府首位,但倒也觉得清闲。鲍德温先生宁取实权,不在乎形式;他退居幕后掌握大权。外交大臣一职由约翰·西蒙爵士担任,他是自由党的领袖之一。内维尔·张伯伦先生主持内政部主要工作,他不久就继斯诺登先生任财政大臣。工党因未能解决金融危机而大受责难,在选举中惨遭严重打击,现在由极端和平主义者乔治·兰斯伯里负领导之责。在这个政府从1931年8月至1935年11月这四年多的执政时期内,欧洲大陆的整个形势已翻转过来了。在新议会第一次集会时,政府要求对其印度政策作信任投票。关于这个问题,我当时提出了下面的修正动议:该政策并不规定本院必须按威斯敏特法令的规定来制定一部印度自治领宪法……而且在这个期间,任何有关印度自治的问题都不得有损议会为了维持印度帝国的和平、秩序和良好的治理而担负的根本职责。

 

  我这一次发言长达一个半钟头,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倾听,但对于这个问题,正如后来对于国防问题一样,不论人们怎么说,也不会有些微的变异。在这条次要的东方道路上,我们现在也走到了可怕的尽头:几十万可怜的人民,本来只期望在和平与公正的情况下谋生,现在却陷于厮杀之中。我大胆向各党的不了解情况的议员们说:

 

  只要英国权力有一刻的松懈,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旧有仇恨就会死灰复燃,并有变本加厉以致达到极其狠毒之势。他们这种仇恨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在印度,终生比邻相居的民众,一旦被这种情绪所支配,就会彼此厮杀,男女老幼都卷进去。自从人们认为英国即将失去其统治并相信只要提出要求就可使英国撤出以来,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关系的恶化,是一百年来所未有的。

 

  我们在议会的休息室里,仅能召集四十多人与下院三个政党相对抗。这必须视为在这条下坡路上的一个不幸的里程碑。

 

  与此同时,德国全境在动荡之中,重大的事件接踵而来。

 

  在1932年5月,布吕宁内阁下台后的一年之内,出现了很多事情。巴本和政治将军施莱歇,向来都一直企图凭机诈和阴谋来统治德国,但是现在这种机会已经过去了。继布吕宁任总理的巴本,希望取得兴登堡周围亲信和国会内极端国家主义派的支持。7月20日他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普鲁士的社会党政府被迫下台。巴本的对手正在积极图谋夺取权力。按照施莱歇的盘算,夺取权力的工具,乃是在希特勒的日益增长的名气和势力的后面,正在冲击着德国政治的那些阴暗和隐蔽的力量。他希望使希特勒运动成为德国陆军的驯服的仆人,并由此而使两者都归入他的掌握。施莱歇同纳粹冲锋队领袖罗姆的接触,开始于1931年,至第二年就发展为施莱歇和希特勒本人之间的更为正式的关系了。这两个人要取得政权,其唯一的障碍看来就是巴本以及兴登堡对巴本的信任。

 

  1932年8月,希特勒奉总统密召到了柏林。向前跨进一步的机会似乎就在眼前。在这位领袖的背后,有一千三百万德国选民的支持。只要他开口,想必有显赫的官职。现在他所处的地位,和向罗马进军前夕墨索里尼所处的地位大致相同。可是巴本并没有理会最近的意大利历史;他有兴登堡的支持,并无辞职之意。高龄的元帅接见了希特勒,但并没有产生好印象。“这个人想当总理?我可以委他当个邮政局长,他可以舔舔印有我的头像的邮票。”希特勒在宫廷的圈子里,并不具有他的竞争者们所具有的那种势力。

 

  在国内,广大的选民浮躁不安,彷徨而无所适从。1932年11月,德国全境举行这一年内的第五次选举。纳粹党在选举中失势,由二百三十席减到一百九十六席,共产党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希特勒讨价还价的实力因此被削弱。也许施莱歇将军可以完全用不着他了。这位将军获得了兴登堡的谋士们的赞助。11月17日,巴本辞职,施莱歇继任总理,但这位新总理比较适合于在幕后操纵,却不擅长于公开执政。他得罪的人太多了。希特勒、巴本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现在联合起来反对他;而共产党一方面在大街上和纳粹党格斗,另一方面又用罢工同政府作斗争,这更使施莱歇的统治成为不可能。巴本运用了他个人对兴登堡的影响力量。为抚慰希特勒,把希特勒推出去做官,负起责任,这岂不是最妙的办法吗?兴登堡最后勉强同意了。于是,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

 

  那些将会或可能会反对新秩序的人不久就尝到这位新主人的手段。2月2日禁止德国共产党的一切集会和示威,在全国各地开始搜查共产党的秘藏武器。1933年2月27日晚,形势达到了高潮。国会大厦忽然失火,褐衫队、黑衫队,以及其他附属组织奉命出动。一夜之间有四千人被捕,其中包括共产党的中央委员。这些措施是由新就任普鲁士内政部长的戈林负责办理的。这是为下次选举做准备,以确保挫败新政府的最厉害敌人——共产党。组织选举运动是戈培尔的工作,他当然是手段高超,热情奋发的。

 

  但是,在德国,仍有许多势力对希特勒主义不愿接受,或坚决反对,甚至是积极反对的。选举的结果,共产党获得八十一席,有许多人在彷徨痛苦之中投了他们的票;社会党得一百一十八席,中央党得七十三席,在巴本和胡根堡领导下的与希特勒结成同盟的德国国家人民党获得五十二席。为数较少的右派中心集团分得三十三席。纳粹党获得一千七百三十万票,二百八十八席。选举结果使希特勒和他的盟友德国国家人民党得以操纵国会。希特勒不择手段,用尽了种种阴谋诡计,才能在德国选民中得到这一多数选票。按照通常文明国家议会政治的情况,这样庞大的少数,对国家是会有巨大的影响,其本身也会受到相当的重视的。但在新的纳粹德国,少数派现在就要领教到,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权利可言。

 

  1933年3月21日,希特勒在波茨坦靠近腓特烈大帝墓陵的驻军教堂内召开第三帝国的第一届国会。在教堂正中就座的有:象征德国威力绵续的陆军代表和复兴的德国的新显贵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高级军官。3月24日,国会的多数压倒或压服了一切反对派,以四百四十一票对九十四票通过把全部紧急措施权力授予希特勒总理,以四年为期。议决案宣布时,希特勒朝着社会民主党的席次喊道:“我再也用不着你们了。”

 

  这次选举搞得兴奋热烈,欢欣鼓舞的国社党队伍,在柏林的大街上举行火炬游行。当队伍经过他们的领袖面前,行异教徒式的敬礼。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对于外国人,尤其是对于那些不知战败痛苦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希特勒终于来到了,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希特勒从失败的深渊唤起了潜伏在欧洲这一个人数最多、最有作为,但残酷、矛盾和不幸的民族之中的隐蔽而狂暴的愤怒。他召来了一个要吞食一切的莫洛克神的可怕偶像,而他则成了这个神的祭师和化身。至于如何以难以想象的残暴和凶狠下流的手段来形成这种仇恨与暴政的机构,以及如何使这种机构趋于完善,那就不在我所要叙述的范围之内了。在这里有必要向读者提出的只是,在这个仍然懵懵懂懂的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这个新的可怕事实: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之下,而且德国正在武装起来。

 

  正当德国发生这些极其严重和不祥的变化的时候,麦克唐纳-鲍德温的政府迫于财政危机,却认为必须在若干时期内把已经够少的军备加以大大削减和限制。他们对于欧洲出现的令人不安的征兆,则始终置若罔闻。麦克唐纳和他的保守党及自由党的同僚热心地致力于胜利者的裁军,使之减缩到同凡尔赛和约强加于战败国的裁军相等。他们曾在国际联盟和通过一切可行的途径提出一系列的建议。在法国方面,虽然它的政治状态还是毫无意义地不断更迭,但它却坚定地保持法国的陆军,把它作为法国和所有盟国的生命的中心和支柱。这种态度不论在英国或美国都受到抨击。报纸和公众的舆论完全不去面对事实,而且这股逆流又是十分强大的。

 

  1932年5月,当各党在下院对裁军的美德大加赞赏的时候,外交大臣提出了一个把武器分为应准予保持和应予废止两类的新的划分界线。他称之为“质量上的裁军”。这种说法适足以暴露其荒谬而难以使议员信服。我说:外交大臣告诉我们,要把武器分为进攻性和防御性两个范畴是困难的。这当然是对的,因为几乎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武器,既可以用作进攻,也可以用作防御;既可以由侵略者来使用,也可以由被侵略的无辜的受害者来使用。为了使侵略者在进行侵略时有较大的困难,说是把重炮、坦克和毒气归入进攻性武器这一个罪恶的范畴。但1914年德国入侵法国达到高潮的时候,并没有使用这些武器。重炮被称为“一种进攻性的武器”。在要塞中设置重炮是完全可以的;它在那里,其性质是属于善良的、和平的;但是,如果移到战场上去——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它当然会被搬到战场去的——它就立刻变成恶劣的、罪恶的和黩武的了,而且必须被视为人类文明所不允许的。以坦克为例,德国人在入侵法国之后,深挖战壕;在两年之内击毙一百五十万试图解放法国领土的法英两国士兵。坦克的发明,是为了制服德国人用来守住在法占领地的机关枪火力,在赶走侵略者的战斗中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现在,很明显,德国为了保持所占领的法国十三个省而使用过的机关枪,要被视为善良的、防守性的机关枪,而用来保住协约国许多人的生命的坦克,却要受到一切公正和正直的人的责备和咒骂……

 

  比较正确的分类,我想,应该禁止的武器,就是那些在使用时会漫无目标的武器,这些武器不仅导致战场上战斗人员的伤亡,而且导致远离战场的居民,男的、女的和儿童的伤亡。在我看来,这才是在日内瓦开会的各国有希望获得谈判结果的方向。

 

  ……

 

  在末了,我第一次正式提出战争临近的警告:

 

  德国的军事力量如果同法国的相接近,我将深以为憾。有人认为这种接近好像有道理,甚至认为这是对德国的公平待遇,他们都是低估了欧洲局势的严重性。我要对那些希望看到德法军备均等的人进一言:“难道你们想打仗吗?”就我个人来说,我衷心希望我这一辈子或者我的孩子一辈子也不会看到德法军备相接近的情况。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意味着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国人民的伟大品质,但我可以肯定,德国应取得与法国相等的军事地位的这种议论,如果一旦见诸于事实,就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不堪设想的灾难中去。

 

  1933年3月的英国空军预算,表明了政府以及在野的自由党和工党对于当前局势的演变完全缺乏认识。我不得不说话了(1933年3月14日):我听到次官说,我们只是居第五位的空军国家,十年计划要推迟到明年才实行。我深感遗憾。我听到他自豪地宣称空军部在本年内没有成立过一个新单位,这使我引以为忧。事态的发展使这些想法越来越显得荒唐。我们应该听取忠告,以更多的精力去加强我们的空防建设。

 

  在所谓的联合政府之下,英国的舆论显得越来越放松对德国的戒备。1931年7月21日,法国毫无结果地在一个备忘录中正确指出: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继德国单方面废除军备之后,各国将实行普遍裁减军备这个一般性的保证,并不构成一种条约义务,更不是不管时势和环境如何都必须强制履行的义务。然而,当1932年出席裁军会议的德国代表团明白提出要求取消对他们重整军备权利的一切限制时,竟得到英国报纸的有力支持。《泰晤士报》称之为“对不平等待遇的适时补救”。《新政治家报》称之为“对各国平等的原则的无条件承认”。这就是说,应该准许七千万德国人重行武装,准备战争,而最近一次艰苦战争中的胜利者却不许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这是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的平等地位,是三千九百万人口的法国与比其几乎多一倍人口的德国之间的平等!

 

  英国的姿态给德国政府壮胆,他们把这种姿态看做是民主和议会制的社会给一个北欧种族所造成的根本的软弱性和根深蒂固的颓废性。他们有希特勒的民族运动为其后盾,采取了一条傲慢的路线。7月间他们的代表团挟起公事包,退出了裁军会议。此后,用好话来劝请他们回到会议桌上来,就成了胜利的协约国的主要政治目标。十一月,在英国的持续的重大压力之下,法国提出了名称有欠公允的“赫里欧计划”。计划的要求就是把所有欧洲国家的国防军改编为短期服役并在人数上有一定限制的军队,承认各国地位平等,但并不一定要接受实力平等。不过既然承认了地位平等,则无论在原则上和事实上结果也得接受实力平等。这使协约国政府可以给德国提供“在保障各国安全的体制之下的平等权利”。法国在某些幻想性质的保证之下,勉强接受这个没有意义的公式。这样,德国就同意回到裁军会议上来。这件事被歌颂为一个值得重视的和平胜利。

 

  英国政府受流行的舆论的推动,于1933年3月16日提出了一个以其发起和草拟者命名的“麦克唐纳计划”。它以接受法国的短期服役军队的概念为出发点(当时规定服役期为八个月),并进而为每一个国家的军队规定确定的人数。法国的陆军应由平时编制的五十万人减为二十万人,而德国则应扩充到与这个数字相等。德国此时的军事力量,虽然还缺乏受过训练的大量后备队伍,因为这是只有靠逐年征召一定数额人员入伍才能做到的。但是,德国可能已经有了总数在一百万以上半武装的热心的志愿兵,他们从改装的和部分改装的工厂里得到许多最新式的武器来装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也同英国一样,存有大量重炮,而德国军队的大炮,事实上都已按照和约炸成碎片。麦克唐纳先生为了补救这种明显的不平等,提议把机动炮队大炮的口径限为一百零五毫米或四点二英寸。现有口径六英寸以下的大炮仍得保留,但此后的补充替换必须以四点二英寸为限。英国的利益与法国的不同,直到1935年提议举行新的海军会议时之前,它可以由于保持和约中对德国海军军备的限制而取得保障。在协定规定的期限内,德国不准保有军用飞机,但三个协约国都得把空军裁减为每国只能有五百架飞机。

 

  我对这种损害法国军事力量并使法德两国搞成平等的企图深为不满;1933年3月23日,我在议会说:我怀疑现时强迫法国接受这个计划是否明智。我不认为法国会表示同意。他们对于德国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对于他们一些邻国的态度,一定会感到极大的关切。几年以来,我一直在说:“感谢上帝,幸亏有法国陆军。”在这个令人焦虑的月份,我相信大概有许多人也这么说了。当我们看到德国的情形,当我们以惊讶和悲痛的心情看到凶狠和黩武精神的喧闹动乱,残忍地虐待少数派,废除文明社会所具有的正常保障,仅仅以种族为理由迫害大批人——当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事情发生在世界上最有天赋、最有学识、科学最发达的强大国家时,我们不得不引以为幸的是,德国尽情发泄的这种凶恶的情绪,除了向他们自己发泄之外,还没有向别的地方发泄。在我看来,在目前这个时候,要求法国把军队减去一半,而德国则增加一倍,要求法国把空军减少一半,而德国空军则保持现状,这个提议,至少在目前,法国政府很可能认为有点不合时宜。计划中关于陆军和飞机的实力所规定的数字,保证法国所能有的飞机数额,同意大利所能有的飞机数额相等,而对于德国所能有的空军力量,却没有给予规定。

 

  在同年4月,我又说:德国要求武器平等,陆军与海军的组织平等,我们听有人说,“你不能使这样一个大国长久处于卑下的地位。别人有的东西,他们也得有。”对于这种说法,我始终是不同意的。这是最危险的要求。生命中没有永恒的东西,然而,只要德国在它的怨恨和不满还未消除,还抱着我们不幸看到过的那种情绪时,就真的获得与其邻国完全相等的军事力量,那么,可以肯定,我们自己也将面临计日可待的欧洲大战的重新爆发。

 

  ……大战后我们听到一种说法,说是德国会成为一个议会民主制的民主国家,从而使我们享有安全保障。所有这些,现在都荡然无存了。现在有的是最严酷的独裁。有的是军国主义和唤起各种战斗精神的方式,如从各高等院校重新提倡决斗直到教育部指示各小学可以充分使用鞭子等情况。有的是这些好勇斗狠的现象,还有许多议员都谈过的对犹太人的迫害……

 

  我现在先放下德国,来谈谈法国吧。法国不仅是在欧洲唯一尚存的伟大的民主国家,而且我很高兴地说,它还是一个在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法国是几个国家和民族联成的体系的领袖。它是从比利时绕弯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这整个新月形地带中各个小国的保证人和保护者。它们全都指望着法国。如果英国或其他大国采取任何足以削弱法国外交上或军事上的安全的步骤,那么,所有这些小国就一定会大为震惊和愤怒。它们害怕这个在中部的保护力量会被削弱,如果这样,它们就只好俯首听命于那个条顿人大国了。

 

  如果人们认为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那么,对于由尊敬的先生们来组成的负责政府竟然会采取这些行动,而舆论界也竟然会这样一窝蜂地加以支持,就很难令人理解了。这好像蒙了一床鸭绒被,捂得令人窒息。记得当我在下院中说到“感谢上帝,幸亏有法国陆军”时,我特别注意到各方面议员们脸上那种难堪和反感的神情。所有的话都是白费唇舌。

 

  但是法国顽强地坚持,必须过四年之后才销毁他们的重武器。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个修正,但条件是法国必须同意在即将签订的一项文件中明确规定销毁他们的大炮。法国答应了。1932年10月14日约翰?西蒙爵士对前几个星期德国改变态度一事埋怨一阵之后,在裁军会议上提出了这些建议草案。结果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现在已任总理并成为德国主人的希特勒,一旦掌握权力就发出了各项命令,要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军事训练营或工厂,都大胆向前赶。他已感到自己的地位十分巩固。他甚至懒得理会向他提出的堂吉诃德式的建议。他以轻蔑的态度命令德国政府一起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这就是“麦克唐纳计划”的命运。

 

  英国政府的愚蠢和法国政府的软弱,确实少有,但在这个可悲的时期里,他们也确实反映了两国议会的意见。美国也逃不了历史的责难。他们只顾自己的问题,专心致志于自由社会的各种各样利益、活动和事变,对欧洲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只是张大嘴呆看着,以为这不关他们的事。为数相当多的精明干练而素有训练的美国官员,虽有他们自己的见解,但对于美国外交政策那种缺乏先见之明、对欧洲事态采取漠然处之的态度,并无显著的影响。如果美国运用了他们的影响,就有可能激发英法两国的政治家,促使他们行动起来。国际联盟过去虽已不断遭受挫折,但仍不失为一个庄严的机构,它本来是可以用国际法的制裁来对付希特勒的新的战争威胁的。可是在这种紧张状态下,美国人不过是耸耸肩膀而已。于是,不到几年,他们不得不大量付出新大陆的鲜血和财富,以求自救,俾能免于危亡。

 

  在七年以后,我在图尔目击法国的苦难时,所有这些仍在我的脑海里;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他们提出要单独媾和的提议时,我只说些安慰和保证的话。我现在引以为快的是,这种保证现在已经履行了。

 

  在1931年初,我安排了在美国做一次范围广泛的演讲旅行,到了纽约。在那里,我遇到一次几乎把命都送掉的严重意外事故。12月13日,我去拜访伯纳德·巴鲁克先生,车子停了以后,我搞错了,在靠马路的一边下了车,我横过第五街时,根本没想到美国车行靠右的规则刚巧和欧洲相反,也没有注意到在那时英国尚未采用的红灯信号,结果被汽车猛烈碰撞。我变成残废达两个月。后来,我在巴哈马群岛的拿骚养病,逐渐恢复,慢慢才可以缓步行走。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走遍美国全境做了四十次演讲。整个白天在火车上睡觉,晚上向人数众多的听众演说。总之,我认为这是我毕生中所经历过的最辛苦的时期。在这一年中,我的身体相当衰弱,但是,慢慢地我的体力还是恢复了。

 

  与此同时,在国内方面,国家的生活无声无息地走向下坡路。在议会,鲍德温先生采纳和拥护麦克唐纳先生印度法案的主要原则,并由新任印度事务大臣的塞缪尔·霍尔爵士把法案提交下院。西蒙委员会的报告被置之不理,也没有让议会有辩论这个法案的机会。我和其他大约七十位保守党员,组织了一个叫做“印度保卫同盟”的团体,在此后的四年内,如果政府的印度政策超出西蒙委员会的建议,就予以反对。我们把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斗争到底,并得到人们相当大的支持,有时比数很接近,不过经常仍居少数地位。在野的工党,在印度问题上,在议会中投票赞成政府,像在裁军问题上的情形一样,它成为执政党和在野党左右两方坐在前排的头头们之间的纽带。两党头头们的支持者构成了绝大多数,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团体,把我们斥为“死硬派”。希特勒的崛起,纳粹党支配了整个德国,德国武装力量之迅速的活跃的发展,使我同政府和国内各党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深。

 

  从1931年到1935年这几年中,我除了为大局焦虑之外,在个人生活上还是很愉快的。我以口授写成的文章来维持生活,这些文章不仅在英美两国的报纸上,而且当希特勒的阴影尚未降临之前,在十六个欧洲国家报纸上广泛刊载。我的生活确实是既动口又动手。在这时期内,我陆续写出《马尔巴罗传》一书的各卷。同时我不断考虑欧洲的局势和德国重整军备的问题。我大部分的时间住在恰特韦尔庄园。生活过得很有趣。那里有两所小屋和宽阔的菜园的围墙,大部分是由我亲手砌成的。此外我还筑成各种假山、喷泉和一个可以把水过滤澄清的大游泳池,还可以加热以补充变化无常的阳光。因此,从早到晚,我没有一刻沉闷和懒散。我同我快乐的一家在家中度过平静的生活。

 

  在这几年中,我时常见到牛津大学实验哲学教授林德曼。他早就是我的老朋友了。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初次与他相识,在战时他以进行过许多空中试验而著称,这些试验本来是胆子特大的驾驶员才能进行的,目的是克服那时由于“螺旋下降”几乎产生的致命危险。自1932年以来,我们的接触更密切了,他常常从牛津开汽车到恰特韦尔同我呆在一起。在那里我们多次谈到看来逐渐逼近的危险,一直谈到深夜。林德曼,他的朋友们称他为“教授”,后来成为我的现代战争科学顾问,尤其是在空防以及各种涉及统计的问题上,成了我的主要顾问。这种愉快的和有益的友谊,在整个战争时期中仍然继续着。

 

  我的另一挚友是德斯蒙德·莫顿。1917年当陆军元帅黑格挑选刚从战场调回来的青年军官来充实他自己的幕僚时,德斯蒙德作为炮兵的精选人选而被推荐给他。在那年最激烈的春季战斗中,他曾指挥法国阿拉斯前线的前沿炮兵。他除了获得军事十字勋章外,还有一个独特的荣誉,子弹穿过他的心脏,虽然子弹还留在他身体里,但他还活得很快乐。1917年7月,我任军需大臣时,我常以总司令的客人的身份访问前线,德斯蒙德·莫顿是总司令的亲信副官,常奉命与我偕行。我们参观了战线的许多部分。在这些有时很危险的旅行中,以及在总司令的房子里,我对这位卓越而勇敢的军官产生了极大的尊敬和友谊。1919年,当我出任陆军和空军大臣时,我委派他在情报处担任要职,他一直干了好些年。他是我的邻居,距恰特韦尔仅一英里之遥。他经麦克唐纳首相的允许,可以很自由地和我谈话,使我知道许多事情。他在那时以及后来在战时直到我们获得最后胜利为止,始终是我最接近的顾问之一。

 

  我和拉尔弗·威格拉姆也建立了友谊,那时他是外交部的红人,是外交事务的中心人物。他在部里达到了有资格对政策发表负责意见的地位,对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接触,他可以有范围很广的自由处理权。他是一个惹人欢喜和什么都不怕的人,他的以深奥学识为基础的信念,成了他生活中的支配力量。他同我一样清楚地看到,可怕的危险日渐迫近我们,但他比我有更为确实的情报。这种共同的认识促使我们彼此接近。我们常在北街他的小房子里聚会,他和他的夫人也常去恰特韦尔我的家里。同其他高级官员一样,他以充分的信任来同我谈话。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形成和加强对希特勒运动的看法。那时我在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已有许多联系,这使我能够给他相当数量的情报,供我们共同研究。自从1933年以后,威格拉姆对政府的政策和事态的演变深感忧虑。虽然他的上司对他的能力日益器重,而且他在外交部的影响亦有所增长,但他还是一再想辞职。他的谈话非常有力量而得体,凡是曾经和他接洽过重要事务的人以及其他许多人,对他的见解都越来越重视。

 

  在好些年,我竟然能够在这个小圈子里进行透彻而深刻的讨论,对于我,也许对于国家,都有重大的价值。而在这方面,我也收集和提供了大量的国外情报。我和法国几个部长以及法国政府历届元首都有密切的联系。那位《晨邮报》著名社论作家的儿子伊恩·科尔文,是《新闻纪事报》驻柏林的记者。他深入到德国政治之中,同德国几个重要的将军以及一些看出希特勒运动将招致国家毁灭的性格高尚的有身份的人,发生极为秘密性质的接触。有几个德国上层人物从德国来找我,向我倾吐他们内心的愤慨和痛苦。这些人,大多数在战争时都被希特勒处决了。我也从其他方面来查证和提供关于我们整个空防局势的资料。这样,我就和许多内阁大臣一样熟悉情况了。我从各方面得来的材料,尤其包括从国外联系中得到的材料,我都经常向政府报告。我同各位大臣和许多高级官员的个人关系,是密切而无拘束的;我虽常常批评他们,但我们之间仍旧维持同志式的精神。在下文就可以看到,他们正式让我看了许多极其机密的资料。从我担任政府高职的长期经验中,我也知道一些国家的绝密材料。所有这些,使我可以不凭报纸所载消息来确定和保持我的见解,虽则明眼人从报纸上亦可窥索出许多问题。

  在威斯敏斯特议会里,我继续提出印度问题和德国威胁问题这两个主题。我时常在议会发表警告性的演说。这些演说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不幸并没有使挤在一起的迷惑不安的两院听众有所醒悟而行动起来。关于德国威胁的问题,同对印度问题一样,我在议会中找到一群朋友合作。它的组成分子与“保卫印度同盟”不大相同。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罗伯特·霍恩爵士、爱德华·格里格爵士、温特顿勋爵、布雷肯先生、克罗夫特爵士,以及其他几个人,组成了我们的集团。我们经常定期聚会,基本上汇集了我们的情报。大臣们对于这一个由他们自己的拥护者和以前的同事或上司所组成的有影响的但并非不友好的团体,还是颇为重视的。我们随时可以引起议会的注意和发起正式辩论。

 

  请读者原谅,让我以较轻松的心情讲一讲我个人的一件题外事情。

 

  1932年夏季,为了写我的《马尔巴罗传》,我访问了他曾在尼德兰和德国打仗的古战场。我全家连同“教授”一起同行,沿着1705年马尔巴罗从尼德兰到多瑙河的著名行军路线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我们在科布伦茨渡过莱茵河。当我们一路经过这些美丽的地区,经过一个又一个古代名城的时候,我很自然地去打听希特勒运动的事情,我发现这是每一个德国人心目中的最主要的事情。我感受到希特勒的气氛。我在布伦海姆的田野走了一天之后,乘车到慕尼黑,在那里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

 

  在里吉纳旅馆里,一个不速之客来拜访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他是汉夫施滕格尔先生,他说了一大堆关于“领袖”的事,看来他同领袖有密切的关系。看上去他是一个精神饱满而又健谈的人,操着流利的英语,因此我就邀请他共进晚餐。他给我们生动地讲述希特勒的活动和见解,他说得好像着了魔似的。他很可能是受命来同我接触的,显然一心要博取我的喜欢。吃完饭后,他走到钢琴旁边,又弹琴,又唱歌,弹唱了许多曲子,果然别具一格,我们得到极大的享受。他似乎完全知道我所喜欢的英国歌曲。他是一位极会应酬的人,而且当时我们也知道他是领袖所宠爱的人。他说我应该见见希特勒,而且再便当不过。希特勒先生每天五点钟左右都到旅馆来,一定很愿意和我谈谈。

 

  当时我对希特勒并不抱有什么民族偏见。关于他的理论或著作,我只略有所闻,而对于他的为人,更是不了解。在国家战败时奋起的人我都很钦佩,即使我是他的对立面。如果他愿意,他自然有做一个爱国的德国人的充分权利。我一向要求英国、德国和法国都和睦相处。当我和汉夫施滕格尔谈话时,我随便说起:“你们的领袖为什么对犹太人这样残暴?愤恨那些干过坏事或反对国家的犹太人,我是能够完全理解的;如果由于他们在生活的任何方面想实行垄断,因此加以反对,这也是我所能理解的,但是,单单为了一个人的血统便加以反对,这是什么意思呢?任何人对自己的血统,又怎么能够自己作主呢?”他一定把我这番话转告希特勒了,因为到第二天的中午,他带着很严肃的神情赶到我处,告诉我,他为我说好会见希特勒的事不能实现了,因为希特勒在那天中午不能到旅馆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普齐”(他的爱称),虽然我们在旅馆还住了几天。希特勒失去了和我见面的唯一机会。以后他大权在握,曾几次邀请我,但到那时,情况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我都谢绝了。

 

  在这段时期,美国仍然全神贯注地致力于急速变化的国内事务和经济问题。欧洲和遥远的日本,凝视着德国军事力量的勃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小协约国”和一些巴尔干国家越来越惶恐不安。法国因得到了关于希特勒活动和德国备战的大批资料,就更为焦虑了。我听说,法国对德国严重破坏和约的情况,有精确的记录,但我问过我的法国朋友,为什么不把这个问题向国际联盟提出,邀请——甚至召唤德国出席,要求它解释它的行动和具体说明它到底在做些什么,他们回答我说,英国政府一定不会赞成这一个惊人的步骤。这样,在一方面,麦克唐纳在鲍德温的政治权威的大力支持下,向法国劝说裁军,而英国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在另一方面,德国的实力则可以飞跃增长,公然采取行动的时刻越来越迫近了。

 

  在这里,有必要替保守党说几句公道话。自从1932年以来,在每一次保守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由劳埃德勋爵和克罗夫特爵士等有声望人士所提出的关于要求立即加强军备以应付国外日渐严重的危机的议案,都获得几乎一致的通过。可是,这时在下院中的执政党议会领袖,对议会的控制是很有效的,而政府中的三个政党和在野的工党又是那么麻木不仁,视而不见,以致国内支持者的警告,以及时局的征兆和情报机构所获得的证据都不能触动他们。这是我们历史上一再发生的不幸时期之一,在这样的时期中,高贵的英国民族似乎从高位上跌下来,失去一切观念和目的,对外来危险的威胁畏缩不前,在敌人磨刀霍霍之时,却迂腐地空谈一些陈词滥调。

 

  在这个黑暗的时期里,最卑劣的情感得到了各个政党的负责领袖们的接受或纵容。1933年,牛津大学俱乐部的学生,在一位叫做乔德先生的鼓动之下,通过了一项真够丢脸的决议:“本院绝不为国王和祖国而战。”这一类的插曲,在英国国内固然不妨一笑置之,但在德国,在俄国,在意大利,在日本,人们已深深感到英国已萎靡不振了,而且这种看法支配了他们的一些谋算。通过这个决议的傻孩子们绝没有想到,他们早已注定要在行将爆发的战争中,不是取得胜利,就是光荣牺牲,要在战场上证明他们自己是英国迄今最优秀的一代人;而他们的长辈,由于没有机会在战场上来自赎,恐怕就找不到什么宽恕的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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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11月,我们在下院又有一次辩论。我回到我的主要论题:我们读到了(德国)超乎寻常地大量输入废铁、镍和军用金属的消息,我们读到了关于这个国家盛行全国的军国主义精神的一切消息;我们还看到他们正以一种嗜血的哲学来向青年灌输,这是自野蛮时代以来所未有的。看到这些正在活跃起来的力量,我们不要忘记,这就是曾经同整个世界作战并且几乎把世界击败的那一个强大的德国,在那次战争中,它以一个人的生命换取对方两个半人的生命。如果你知道了这些准备、这些理论和这些公开提出的主张,就不难理解德国周围各国都感到惊慌失措了……

 

  当在欧洲方面,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在战争实力的对比上出现了这种可怕的转变的时候,在远东方面,非侵略的和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也出现了完全缺乏协调的情形。那里的事情成了欧洲事态恶化的复本,这都是由于从前的协约国和未来的同盟国的领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麻木不仁而造成的。

 

  1929年到1931年的经济风暴,对日本的影响并不亚于对世界其他部分的影响。自1914年以来,日本的人口由五千万增加到七千万。它的冶金工厂由五十家增加到一百四十八家。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稻米的生产停滞不前,输入粮食又很昂贵。原料和国外市场的需要日益迫切。在严重的经济萧条期间,英国和其他四十个国家都越来越觉得不得不采取限制政策或关税政策,以抵制以不同于英美标准的劳动条件生产出来的日本货物。中国不仅一向是日本棉织品和其他工业制品的主要输出市场,也几乎是日本取得煤和铁的唯一的来源。因此,重新确保对中国的控制就成为日本政策的主要目标。

 

  1931年9月,日本以一次地方性骚乱为借口,占领沈阳和南满铁路沿线各地。1932年1月,日本要求中国解散一切反日团体。经中国政府拒绝后,日本于1月28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以北登陆。中国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虽然缺乏飞机、反坦克炮和任何现代武器,但仍然坚持抵抗达一个月以上。至二月底,在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之后,他们不得不撤出吴淞口炮台,退至离海岸约十二英里的新阵地。1932年初,日本成立了满洲傀儡国。一年以后,中国的热河省又被兼并,而且日本军队深入到没有设防的区域,直达长城。这种侵略行动,是和日本远东势力的增长以及它在海洋方面所取得的新的海军地位相一致的。

 

  日本对华的暴行,从第一枪开始就在美国引起最强烈的反对。但孤立政策却采取骑墙的态度。如果美国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那么,它就一定会领导国际联盟对日本采取集体行动,而美国自己也会在集体行动中成为国际联盟的主要委托国。在英国方面,它表示不愿意单独同美国采取共同行动;他们也不希望在国际联盟宪章所规定的义务以外卷入反对日本的旋涡之中。英日同盟的终止,削弱了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及其长久建立起来的权益,使一些英国人士感到不满。英国政府当时正在为了严重的财政问题和欧洲局势的日渐紧迫而大伤脑筋,它在没有希望获得美国在欧洲方面相应的支持的情况下,在远东方面没有站在美国一边发挥重要的作用,也是无可厚非的。

 

  中国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虽然它没有付清应缴纳的款项。它向国际联盟呼吁,完全是正义的。1931年9月30日,国际联盟要求日本把军队撤出满洲,12月,还指派了一个调查团赴当地调查。李顿勋爵被任命为该调查团的主席。他是名门世家的后裔。他过去曾任孟加拉省长和印度代理总督,在东方有过多年的经验。调查团一致通过的调查报告,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文件,是认真研究中日冲突的基础。满洲事件的全部背景,在报告中有仔细的叙述,提出的结论是明明白白的:满洲国是日本参谋部的人为产物,这个傀儡国家并不是根据人民的愿望而成立起来的。李顿勋爵及其同僚在他们的报告中,不仅分析了形势,而且提出了国际解决的具体建议。这就是宣布满洲自治,但它仍是中国的一部分,受国际联盟的保护;此外由中日两国订立一个全面的条约,规定两国在满洲的权益。国际联盟虽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这并无损于李顿调查报告的价值。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就这个文件写道:“它立刻成为并且迄今仍然是报告所涉及的问题的极为公正的权威。”1933年2月,国际联盟宣布不能承认满洲国。国际联盟没有对日本进行制裁,也没有采取任何其他行动,日本却于1933年3月27日退出国际联盟。在上次大战中,德国和日本各在对立的方面;而现在则以完全不同的心情,彼此情投意合了。正当世界局势非常需要国际联盟的活动和力量的时候,国际联盟在道义上的权威却显出缺乏任何实质上的支持。

 

  我们必须认为,在这个性命攸关的时期里,不仅英国这个基本上由保守党执政的联合政府的行为,而且政府内外的工党或自由党人的行为,都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他们陶醉于悦耳的陈词滥调,而不愿正视不愉快的事实;只求哗众取宠,获得选票,而不顾国家的根本利益;真心诚意地爱好和平,可悲地相信单凭一心热爱就能为和平奠定基础;联合政府中两党的领袖显然都是理解迟钝;鲍德温先生对欧洲的情况毫无所知,一提到欧洲问题就感到厌烦;强烈的和平主义情绪支配着当时的工党;自由党人又热衷于不切实际的想法;昔日的战时伟大领袖劳合·乔治未能继续为他的事业奋斗,甚至比这一情况更糟;全部做法都获得两院的压倒多数的支持:所有这些就勾画出一幅英国的昏庸愚昧、萎靡不振的形象。其中虽无诡诈,但罪责难逃;虽无恶意或阴谋,但对世界之陷入恐怖和悲惨的境地却起了明显的作用。这种恐怖和悲惨的情况,就当时已显示出的程度来说,已是人类经历中无可比拟的了。

  (完)

《从战争到战争》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作者:[英]温斯顿·丘吉尔 译者:吴泽炎 万良炯 沈大靖 ISBN:978-7-5447-2716-7
版次:1 装帧:平装 页数:394页 定价:¥39.80元 出版日期:2012-7-1

作者简介: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著名政治家、演说家、军事家和作家,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风云人物之一,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闻领导荛凰取得了战争最后的胜利,荣腾嘉德勋章等英国最高荣誉。丘吉尔凭借极高的文学成就,于195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历史上唯一获得该奖的政治家。

内容简介: 作者在《世界大战丛书(第2辑)·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01:从战争到战争》中以其政治家的独特视角审时度势,对1919至1939年的欧洲形势进行了全景式描述,分析并介绍了一战对不同政权统治下的欧洲各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各国的后续政治、军事行动。读者因而能深入了解一战后凡尔赛和约之下欧洲局势的变迁以及英法奉行绥靖政策、对意大利进行制裁和西班牙发生内战等事件是如何影响二战的。书中充分考量了作为战败国的德国与作为主要战胜国的英国和法国的一系列战争政策,并在此基础上详述了二战爆发的缘由:1939年德、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仅在一个星期后,即9月1日,德军就大举入侵波兰,二战全面爆发。作者以如椽之笔全方位地向读者呈现了从一战到二战的二十年间波涛汹涌的欧洲形势,并通过大量珍贵文件和重要史料展现出他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和谋略家的远见和睿智。瑞典学院在授予丘吉尔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说:“丘吉尔的演讲用词洗练、文思敏捷、精辟中的、感人肺腑。他的演讲似乎具有重新锻造历史的力量。……在关乎人类自由和尊严的千钧一发之际,丘吉尔以其独特的雄辩鼓舞了人们的斗志。或许,正是这些伟大的演讲,为他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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