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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眼力著杂文

  推荐人:刘诚龙  2013-07-10 10:56  

  ——推荐李恩柱的《历史挖的坑》

  “不虚美,不隐恶”,这是史家的胆力。如司马迁著史,既给古代大人作传,又给当代皇家盖棺,给古代的好说,只要不是影谤,随你怎么写,不关他屌事;给正当政的,那就不同了,老虎屁股谁摸得?给他搽脂抹粉,他高兴;打他回原形,心狠的,夷你九族,心厚道些的,也会削你脑袋(后朝给前朝作史,也是如此,前朝多是后朝的敌人,怎么落笔?你看着办!),司马迁确定的这作史六字律,尤其是“不隐恶”,那确是需要超常胆力的。

 

  然则,后人复哀后人以写杂文,特别是以史写杂文,胆力也就渐转为眼力问题了——你写的是数百千年前的人事,跟他无亲也无故,笑也好,骂也好,笑骂也由你——也可能会来找你麻烦,但终究当政者痛感没那么强烈,整人也会轻松些了(神经病加肆虐狂除外)。故,以史写杂文,需要胆力,更需要眼力。

 

  李恩柱先生是杂文家,也是靠历史来著杂文的,其大著《历史挖的坑》,虽谓杂文,却极具史家眼光。李先生据说是位帅哥,后来患了微恙,往医院打针,医家不负责任,乱打药,致使此病转他病,面容被毁(后来竟以此突然陨命);李先生又是极具尊严感的人,此后十几二十年,自锁脚履,不大出门,镇日沉浸故纸堆里。“天圆”(脑筋聪明),先天具备;“地方”(坐得住冷板凳),却以这种惨刻方式强加于人。不过塞翁失马,人生之大不幸也转福为这本《历史挖的坑》。

 

  《历史挖的坑》史料扎实,因李先生不大出门,漫漫长夜好打发(睡觉嘛),白花花的白天又如何度过?李先生找到了时光的消磨法子,围着史料打转转吧。李先生生前在QQ里对我说过,他读书读得很慢,写东西尤其慢,为写一篇文章,他要找最少十数种相关史料来读,这样笔杆所下的每一笔,都站得住,立得稳,有坚实的史实支撑。这使人惭愧又起敬,其他类人我不大清楚,在杂文界里,很多人(包括我),往往是见了一则史料,不辩真假,率尔操觚,想来真是惭愧得紧,汗不敢出了。

 

  《历史挖的坑》,其史家眼光,首在李先生以现代文明的视角,对他笔下人物,既“不虚美”,也“不隐恶”,他评汉武帝,他评朱元璋,他评史上一切帝王将相,都用民主的尺子,制度的尺子,人文的尺子,一个个去量其短长。在艳若桃李处,扒开桃花李花,显露皇权体制的脓肿;在表面光滑之肌肤上,扎以银针,探出家天下深入骨髓的病灶;历史上一出出好戏,李先生给找出陷阱,历史上一处处好景,李先生暴露其间深坑。这都是《历史挖的坑》眼力所在。

 

  除“不虚美,不隐恶”这般眼力外,《历史挖的坑》最警醒操杂文之刀笔者,我觉得是李先生“不隐美”,更“不虚恶”。不用说,“不虚美,不隐恶”,是士与仕的主要矛盾,当政者对史家的弹压,主要针对就在于此,当政者最喜欢你虚美他,史家却不买账,“不虚美”,不使当政者虚火熊熊燃烧吗?当政者更喜欢你“隐其恶”,史家却不买账,“不隐恶”,非要扒了他的画皮,自然惹得当政者恼羞成怒,对史家犯恶。但是,当当政者尸骨没了蒿莱,嘴里塞了泥巴,手里失了权杖,“隐美”也好,“虚恶”也好,他都管不着了。这样一来,“不隐美”与“不虚恶”,也就成为后来杂文人评史作文的矛盾了——不算主要矛盾,也算是矛盾吧。

 

  《历史挖的坑》中有篇《大面积沦陷》对历史上的腐败十分痛心,作者也是恨不得食腐败之皮,寝腐败之肉的,但是李先生在开篇写道:“当一个社会腐败程度非常严重时,世人便用‘贪腐遍地’、‘无官不贪’等字词来形容……实际上,这类字词,不在于严谨判断,而在于发泄不满情绪。哪一个社会都不能一概而论,即使政治制度完全一样的封建王朝,因为执政者不同,治理腐败的措施有异,结果也不尽相同。”读到此处,君以为李先生为腐败说项?大错,李先生对腐败的抨击是竭尽吃奶力气的,但与很多“在与发泄不满情绪”的杂文人不同,李先生有一股地火般的情绪,也有一份对历史的基本尊重,不完全以情绪代替史评。比如朱元璋治贪用猛法,其他人论及此,完全是不屑目光,说是朱元璋“以严治吏”一点作用也没有,靠得住的是制度——朱元璋走的反腐路子大方向是错的,但李先生说“朱元璋以严治吏,于反腐败毫无作用吗?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李先生论康熙,论乾隆,论史上“钦定的好人”与后来“士定的坏人”,他都凭借史实与自己眼力,以平和之心,不掠其美,不隐其恶,自行作出自个判断。

 

  这在杂文界里也算是异类,杂文界里以情绪代替评论,伙矣。一些弄杂文的,对要批判的历史人物,莫说“不虚美”,还虚恶呢,莫说“不隐恶”,还编恶呢。以发泄为能耐,以谩骂为能量,以语言暴力为胆气。我也是在批判圈里混的,对恶言恶语算有点免疫力(我自个也不免常常极而言之),但对一些杂文人的语言暴力,也是受不了——也曾进过一个QQ群,受不住其中深重戾气,为防止心脏异常,赶紧退了出来。

 

  很多人写历史性杂文,其路数是以杂文来写历史,要靠杂文来表达观点,来表达情绪,那就不太顾及历史了;李先生写杂文,自有路数,其路数是以历史来写杂文,在尊重历史基础上,确定论点,确定情绪。故而,《历史挖的坑》里所表现出来的格调与风貌,是沉稳的,是平和的,是说理的。李先生说理,估计即使是性格暴躁的朱元璋从土里再起身,来听李先生开他的批判会,他也只会勾着头,听李先生一一点评。李先生批判皇权批判专制,其立场是坚定的,但其批判的心态与批判的语言,是温和的。你怀疑甘地的立场吗?但甘地不搞以暴力对付暴力,他搞的是“非暴力运动”。李先生也是,他在杂文界里是以“非暴力语言”与“非暴力情绪”著杂文的。

 

  天地不仁,这样温和而坚定的杂文家,却在2012年5月,因老毛病住院,本来出院了的,却又突然发病,去了天堂。这本《历史挖的坑》生前未曾编完,还在寻找出版方呢,他却撒手西去。而出版社却毅然出版这部书稿,可知著作质量了。除了文品之外,李先生人品也是上上品的,李先生大学毕业即在《杂文报》作嫁衣裳,自著杂文无数,却从来没在“自己的园地”里发过一篇。出版人王晓晶女士告诉我:之所以不计盈亏出版李先生这书,为的是对李先生的文品表达赞美,向李先生的人品敬礼!

 

 

  原文摘选

  “任务”

  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一案,乾隆处理得令人瞠目结舌,实际有他的苦衷。如果寻根问底,他这个皇帝最终有推卸不了的责任。

  李侍尧犯贪污大罪,原因自然涉及到许多方面。但谁也否认不了的诱因,就是乾隆自己。乾隆皇帝喜欢排场、享受,乐意让大臣进贡。李侍尧贪赃枉法,与他热心为乾隆办贡有相当深的瓜葛。虽然乾隆皇帝知道让大臣进贡可能出现不少违法之事,曾经晓谕各督抚,要洁清自矢,毋专以进献为能。可事实上,他对进贡的大臣颇有好感。乾隆晚年发生的几桩高层贪污案,与进贡都有关系。嘉庆皇帝曾说:“进奉一节,最为吏治之害。”

  清朝时,各省总督或巡抚都要在重大节日或年终进献方物给皇帝,一般分为年贡、端阳贡、中秋贡等不同名目。乾隆初政之时,律己比较严格,进贡问题并不严重。从乾隆十六年(1757年)首次南巡及圣母皇太后六旬庆典之后,进贡方物之风渐盛。此风一开,臣仆们为邀宠,对皇帝的秉性、爱好进行了深入研究,以便投其所好。于是,价值不菲的古玩、玉器、字画,以及外国的奇珍异宝,陆续送到乾隆那里。

  后来,督抚们办贡方式也大有发展,由所谓“自行制办”发展到下属帮助“购买物件”,名曰“帮贡”。办贡的盐政、关差、织造们,则令盐商、洋商出资代办,他们自己不掏一分钱。

  臣子们每次进献的贡品达数十种,其中一柄“如意”,督抚把一年的廉俸积攒起来也买不起。李侍尧在任上进献的珍品数目,已经很难统计清楚。仅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那一次,还是粤督的李侍尧被乾隆“驳出”的贡品就有数百件,其中包括玉器、宋元古瓷、珐琅等等。所谓“驳出”,其实就是乾隆没有看上眼,退回给李某了。

  皇帝热衷于某种任务,必有下属百般迎合。此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那时推动进贡高潮的不仅有李侍尧,还有和珅、福康安等人及整个统治集团。进贡之风不仅戕害了政风,而且毒害了社会空气。办贡、进贡成了贪污腐败的新方式。送给皇帝的礼物从来都是“暗箱操作”的,过程不公开,账目也混乱。督抚、州县官员层层扒皮,到了底层老百姓那里,恐怕要拿出高于贡品千倍万倍的金钱。当然,也不是没有人看出此举之弊,御史钱沣曾建议皇上以后不要接受贡物;御史郑征奏折云:“近如王亶望、国泰、陈辉祖之流,巧滋诈伪,曲遂侵渔,物物指为贡函,时时饱其私囊,求索无厌,贿赂分行,以致属库多亏,无能过问”。可惜,自大复又自负的乾隆哪里能真正听进去?

  内心虽然听不进去,但红头文件表述的态度十分明确:乾隆帝多次发布上谕,要臣下勿进或少进贡品。然而,“上谕”归“上谕”,这位被后人称颂的盛世之主从来也没有停止收受贡品。清朝档案说,乾隆五十九年这一年,长芦盐政征瑞进贡十五次,闽浙总督伍拉纳进贡十一次,福建巡抚浦霖进贡九次。早几年时,也就是乾隆五十五年,这位皇帝八十大寿时,排场之大,令人惊讶!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全部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进贡更不消细说了,省级三品以上大员都有进献,京师内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两淮盐院以四百万金协办这次庆典。据说庆典共用经费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二百九十七两五钱,均“按其通省养廉数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缴十分之二五。”

  人们提到慈禧往往说她奢侈,其实还不是和老皇帝学的,只是她有点生不逢时,正赶上了兵荒马乱的年月,倘在盛世,她那点事也就不一定有人说。世人云,弱国无外交。若将此话演荡开来,也可以说,弱世无是处,盛世无错误。扯得太远了,还是说慈禧的奢侈。老皇帝的行为,对新皇帝是有潜移默化影响的,从思维方式到行为方式,都有前代的影子。

  进献之风,在这样的环境下哪里会停止呢?停止不住,必然上行下效,官官如此,层层如此,结果官员就会以进贡为由大肆贪污。查抄李侍尧在京家产清单上的“黄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等物,就是李侍尧进贡物件,只因乾隆所收贡品中等级有比这些高的而被“驳出”。

  有人或许说,乾隆奢靡,喜欢排场,大臣对进献之风态度懈怠或嗤之以鼻不就行了嘛。其实这是一些喜讲空话者常说的话。在专制社会,一个人能不能当官,可以当多大的官,皇帝一人说了算,想求得皇帝宠眄的臣子,哪里可以收住进贡的脚步?乾隆大搞文字狱是为了皇权,现在大兴进献之风,同样也是出于皇权。治理国家的措施不论好还是坏,哪个臣子敢不执行?《诗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种体制之下,皇权安排任何任务,臣民都必须想方设法完成。结果自然就是,乾隆个人的奢靡,导致进献之风大盛,进贡又以各种形式刺激官吏贪污婪索,统治阶层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道德防线,时时处于崩溃的边缘。到了清朝晚期,社会百病丛生,“无官不贪”已不是猜测,大清最后在历史视野中消隐了。

  皇帝的某种失当措施,不见得会直接引起社会覆灭,甚至不会直接引发溃烂,但会成为一种“药引”,引出一个个弊病。过去商纣王做了一双象牙筷子而箕子见了恐怖得发抖,原因就在于使用象牙筷子必然带来无休止的奢靡。皇帝为一时痛快,可以轻易宣布某事为任务,殊不知下属为完成这项任务,可能弄虚作假,可能行贿索贿,可能强烈搜刮底层。这些,仅靠一纸禁令是无法避免的。从来臣子为完成皇帝布置的任务不遗余力乃至丧尽天良,对同样来自皇帝的附属命令则有所变更,有所忽视。为何如此,可能还是任务于升迁关系重大吧。

 

  知而不改,不如不知

  宋朝人过的日子究竟是什么样子,后人只能以地上、地下的史料为据,来一番比较合理的阐述。不过,这是挺冒险的活。因为文字毕竟是宋朝人及后人写出来的,地下的史料也是经过当朝人之手的。倘若他们有意神化或妖魔化某些人或事,我们今天的人难免上当受骗。但,姑且认为古人比较醇厚吧,不会为了体现“强大”而造假,不屑为了“惊人”的数字而使用可笑的计算方法。

  于是,在下放心大胆抄下一句北宋末年的谣谚。民谣云:“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这条民谣是批评政府的。说,金兵压境之时,皇帝下诏求言,广开言路,悬赏聘请能够出奇计退兵者,士人、官吏纷纷上书献策。然而战事稍微趋缓,当朝者便千方百计阻扼言路,形成“城门闭(即战事吃紧),言路开;城门开(战事见缓),言路闭”的奇妙景观。士人知道了朝廷的真正意图后,当然也就不再上书了。《宣和遗事》提及此事时说得更直白:“靖康初,金人犯边,求言之诏凡几下,往往事缓则阻抑言者。”“凡几下”三个字,活画出了当朝者玩弄民众的嘴脸。

  当时批评政府的歌谣还有一首《十不管》:“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歌谣中的肃王即赵枢;舒王,指王安石;聂山,当时的开封府尹;陈东,太学生领袖;二太子,指金国二太子斡离不。上面的顺口溜批评朝廷政策失误,虑思不急之务,而对危急形势却不管不问。

  当时金兵正猛烈围攻太原,宋军几乎弹尽粮绝,河东危在旦夕,朝廷却忙着加强对太学的控制,开除太学生陈东的学籍。金人的秋季攻势迫在眉睫,朝廷却要求学者治习《春秋》,还把祸国殃民的罪名加到王安石(王安石死后被封为舒王)头上,对入金营为人质的肃王不闻不问。开封府尹聂山升任同知枢密院事后,宋钦宗为其改名为聂昌,意思是希望聂山象刘邦手下的周昌一样为国尽忠,却不顾收复燕山。朝廷对遭受金人威胁下的河北地区不过问,却在争论如何改革科举考试。朝廷对首都东京的安危不加过问,也无人过问金国的斡离不还会不会再次入侵,而宋钦宗却匆忙将自己的儿子赵湛立为太子。正是这种对时局极其麻木的状态,使朝廷制定的政策有如儿戏,缺乏对大局的整体把握。一年之后,金兵卷土重来,结果首都被攻破,徽、钦二帝被俘虏,沦为金人的阶下囚。人力、物力和财力曾在世界首屈一指的北宋帝国,在金朝的攻击下,覆亡了。

  宋、金的这次战斗,以宋朝的败绩而告终,此后赵构执政的南宋小朝廷正式拉开大幕。

  史书对金人劫掠的情形多有描述,对民众的苦难也有令人刻骨铭心的述说。《宋史》卷二十三曰:“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畜积,为之一空。”笔记《三朝北盟会编》引《燕人麈》云:“天会时,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能执工艺自食力者,颇足自存。富戚子弟,降为奴隶,执炊牧马,皆非所长,无日不撄鞭挞。不及五年,十不存一。妇女分入大家,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给谋克以下,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邻居铁工,以八金买娼妇,实为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甫出乐户,即登鬼录,余都相若。”战争对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打击太大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祸国殃民的程度胜于天灾。

  一个国家的毁灭,首当其冲的遭殃者当然是平民百姓,但王公大臣、皇亲国戚也难有和平之日。经济脆弱可能遭受入侵,政治腐败也可以导致战争,宋廷汲汲于小事,却对影响全局的大事不愿采取有效对策,要想不败,难乎其难。

  不过,对宋廷来讲,踏上正确道路也不易,所谓积重难返。只以党争而言,钦宗时代仍然延续着前代的内耗,没有除旧布新,没有建立新的价值准则。当时的官僚集团承继哲宗、徽宗以来朋党倾轧的余绪,党同伐异的陋习不断加剧。典型的是朝廷对李纲的态度。李纲是一位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人物,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然而,他却一再遭到弹劾,先是说他“冒内禅之功以自名”,“假爵录以市私恩”等等,后来又把他与蔡京联系起来,称他“卵翼于蔡氏之门,倾心死党”,结果这位“以一身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报国者被罢免。李纲被贬,功高震主是一个因素,但他为蔡京所荐引,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不仅仅李纲一人,凡为蔡京、郑居中、王黼所引荐过的官员都遭到了排斥。其实,这些官员并非都与蔡京等人一路货色,不少人是很正直,很具才能的。党争导致统治集团人事多变,反应迟缓,严重地影响了最高统治集团对军国大计的决策。宋钦宗即位后的三个月内,“凡用四宰相,九执政,列侍从者十余人”。吏部侍郎程振云:“柄臣不和,议论多驳,诏令轻改,失于事几。金人交兵半岁,而至今不解者,以和战之说未一故也”。

  昔者,王安石曾批评“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弊在何处呢?王安石清楚,宋朝所有的皇帝也都知道。然而,知道了而不改正,比不知道还糟糕。

 

  宋代皇帝评估文人谤怨

  与其他王朝相比,宋朝对言论的禁锢不太厉害。《曲洧旧闻》曰,因为宋仁宗提拔张尧佐一事,包拯上殿直谏,情绪激动,吐沫横飞,溅了仁宗皇帝一脸唾沫星。而老包毫不多想,照样慷慨陈词,直到皇帝将错误任命“罢之”乃止。有官位的人如此,一般的士人,言论也比较随便,郓州士子“喜聚肆以谤官政”。提起此类事情,一些人颂扬有加,甚至以民主之气称之。

  实际上,宋代的这些自由,与那个皇朝制定的管理政策,与龙椅上帝王的个人品行都有关系。在专制社会的诸多事例中,有些东西粗看与新事物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比如宋朝的决策过程、君臣关系等等,和现在常说的民主容貌有点像,细思却难说是一回事。看到一点不及其余,盲目肯定、盲目否定,无异于手握钢刀,冲入古代社会,对古人任意杀戮。

  宋朝帝王,夺取天下的手段与其他王朝不同,基本是“和平过渡”。说“基本”,是指赵匡胤坐上龙椅没有费太大的事儿,没有像某些人那样,为了一把皇椅要进行多年的战争。据说赵匡胤在似醒未醒的时候,部下已把黄袍披在他身上了,稀里糊涂地做了皇帝。虽然这是谁都不信的鬼话,但在后周的点检公署,赵匡胤面对范质等后周辅国大臣还是持这种理由,辩说自己受周世宗厚恩,如今被六军所迫做了皇帝,惭负天地。后来的事不必说了,赵匡胤在崇元殿举行了禅让仪式,让后周小皇帝主动把帝位让给他。不过,赵氏为这个皇位照旧开了杀戒,虽然军民流的血没有达到可以漂橹的程度,但仍有后周人的鲜血流淌在周围,也有孤儿寡母浸满辛酸的无奈。所以说“基本”二字省不得。

  赵匡胤所处的是一个崇尚武力和兵权的年代。他能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与他是后周的高级将领有直接关系,更直白一点说,赵匡胤手中的兵权,是指引他走向皇椅的明灯。宋朝替代后周不久,赵匡胤就对典领禁军的将领进行了大调整,对拥兵自重的藩镇,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解除藩镇权力。这位皇帝比一般的人更清楚军事力量对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决定意义,假如他自己不是后周的殿前都点检,哪里能够那般轻松发动兵变?从根儿上说,宋朝皇帝不认为文人写几个字、骂几句街就可以把国家断送掉,因此重用文人。

  北宋叶梦得在《避暑漫抄》中谈到宋太祖的“祖宗家法”云: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朝统治者不像其他王朝那样对文人处处提防,最主要在于赵匡胤认识到,军权可以对政治起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异己的军事力量对皇位构成的威胁极其巨大。相反,文人的笔倒没有什么可怕的。对武将的担心和提防,客观上使宋朝文人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改善。据王君玉《国老谈苑》云,有一次赵匡胤设宴,翰林学士王著乘醉喧哗,太祖命人好生扶出。王著不肯走,移近屏风,掩袂痛哭。左右人硬把他拽了出去。翌日上朝,有人启奏:“王著逼宫门大恸,思念(周)世宗。”要求对王著治罪。太祖说:他不过是一名酒徒,世宗时我就了解他。何况一介书生哭世宗,又能怎么样呢?啊呀呀,倘若王著生在别的王朝,不知道要被灭掉几族呢!

  赵匡胤对文人的宽容,乃是他的治国方针决定的,其中也包括对相权的分割。赵匡胤把原先的相权一分为二,分为中书和枢密院,号称“二府”,并且不时找机会折辱宰相们一番。比如,宋代以前,宰相和皇帝一起议事时,皇帝要赐茶看座。据说,有一天,范质等人议事时还坐着,宋太祖说自己眼睛昏花,让他们把文书送到他面前,等到想再坐下的时候,座位已经被撤掉了,只能站着议政。从此宰相站着论事成为惯例,成为制度。有学者说,宋朝宰相的权力大于以前的朝代,这一方面说明学术研究很难某个人或几个人一锤定音,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同的视角可以引出不一样的结论。但不管宰相的权力小了抑或大了,都是赵匡胤有意设计的治国方略。

  可能赵宋皇帝们尝到了这样治国的甜头,宋朝后代帝王都执行了太祖的文化政策。宋朝的士大夫,基本不必多虑“祸从口出”,不论是居庙堂之上,还是处江湖之远。宋仁宗景佑年间,四川有一位书生给成都知府献了一首诗,其中云:“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认为这是公然鼓吹、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交给皇帝惩治。宋仁宗却说:“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不厘事务,处于远小郡。”历史上提倡仁爱的帝王不少,但大多停留在口头上,到了真正行动的时候,那“仁”,那“爱”,就飞到爪哇国了。仁宗确实称得上“仁”,能够如此理解老秀才心底私密,这样的皇帝虽不能说绝无仅有,恐怕也不多。更多则是,先给献诗者戴一顶“谋大逆”的帽子,然后对着他的脖子举起鬼头刀,“咔嚓”一声。于是,结案。清朝“十全老人”乾隆大帝,就是用这类铁性手腕打击诗人的。

  宋仁宗对这类事情的处理方式,我们不能单纯从他个人品性的视角去看,最好看到他坚持祖宗之法的坚定性,从巩固赵宋政权的深邃目的去关注此事。后人谈及此事之所以欢呼雀跃,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太多的、无意义的杀戮,宋仁宗思考的角度充满“特色”。《宋史》记录了他与大臣郭申锡的一次谈话。仁宗说:“近世士大夫,方未达时,好指陈时事,及被进用则不然,是资言以进耳,卿勿为也。”我们姑且抛开鼓励臣下直谏的这层意思,只说“指陈时事”,仁宗对人性的理解就不一般。实际中,不是什么人都想推翻皇椅,讲一些不中听的话,有些人本为皇帝好,但拙于表达,有些人说东道西,则为求得官禄。历史上的大奸大恶,既有高唱颂歌的“喜鹊”,也有常做义愤填膺状的“乌鸦”。赞美和贬低,怀恩与怨嗔从来也不能成为评估一切的标准。

  宋朝因为诗文导致的文字狱也有,但毕竟没有伤及更多的人,与后世比较起来也不惨烈。这在皇权至上的专制社会几乎可以唱赞美诗了。

  《宋史》评价宋仁宗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诚哉!

  仁宗不是有意识的变革者,但他有自己评人论事的思路和标准,对人有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可惜后代“矫其所为”。

 

  监督与监视

  今日说到唐朝的“贞观之治”时,人们最先提起的恐怕是李世民能容纳百川的勇气,以及乐意纳谏的宽广胸怀。其实某一社会或社会某一阶段的繁荣,往往并不是一两项政策在单独起作用,而是符合主导思想的各种政策有机配合的结果。贞观二十年,李世民派遣大理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巡察四方,“刺史、县令以下多所贬黜”,后来亲自去决断,“以能进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数百千人”。(《资治通鉴》)没有有力的监督,便也难有贞观之治。监督如十字路口交通岗,如指挥交通的疏导员。在人烟稀少的地方这些是用不着的,一旦社会发展,监督就必不可少。实际而言,监督是使政权稳固的一种重要措施。不重约束的权力,必然以握有权柄的个人为中心,视整个社会如无物。

  不过,监督也极易走入他途,随个人的秉性、思想不同而有大异。明朝朱元璋在社会底层生活了很久,不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那类的人物,对官吏贪贿有自己深刻的体悟,因而对官吏不仅严格,简直是严酷。剥皮抽筋那类让人不寒而栗的举动不必说了,只私下窥视、盯梢一项,就足以让人思索他的所谓监督。宋濂性格诚谨,有一次请客喝酒。隔天,元璋问他昨天喝酒了没有,请了哪些客,什么菜?宋濂老老实实回答,元璋才笑着说:“全对,没有骗我。”国子祭酒宋讷独坐生气,面有怒容。朝见时,元璋问他昨天生什么气,宋讷大吃一惊,照实说了。元璋叫人把偷着给他画的像拿来看,他才明白。(吴晗《朱元璋传》)

  这样的监督,威力是有的,我们看明朝朱元璋统治时期吏治比较清明,与那种残酷、细致的监督不无关系,有人说朱洪武的严刑峻法没有起作用,这是难以让人相信的理论。朱元璋确实有点无奈也有点不解的自问,贪官怎么越杀越多?可我们决不能凭此就断定这与不起作用是一码事。有些例子也许可以证明它有正确的一面,但天下太大了,什么样的事找不到?前几年,有人提出“治盛事也当用重典”,另有人认为“贪官不畏死”,想来难解。贪官贪墨,目的在于过神仙般的生活,原因则在于黑手伸向国库时可以侥幸不被捉,即使被捉了,可以做一下深刻检讨蒙混过去,怎么称他们“不怕死”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朱元璋的那类做法是个人色彩很强的行为,与制度毫无关系,虽然治标却没有触及根本。朱元璋去世后,他的那一套治理社会的办法也随他的消失而消失了。

  我国的历朝历代,都没有忽视监督的作用。但各种举措因皇帝的不同而不同,因朝代的变更而有异。监督是作为个人管理手段在社会上推行的,旨在维持社会最低程度的运转;而不是把监督看作“天下公器”,更没有把它看成是社会繁荣发展必需的规则。这种最低目的驱使下的监督,有时变态,有时苍白。朱元璋及其子孙可谓这方面的典范。我国历史上有很好的监督措施,可惜都被用来维系最低程度的秩序,轻浅得很,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被人淡忘了。至于与繁荣的紧密关系就更没有多少人去想。

 

  繁荣与忧患意识

  我们后人寻找清王朝灭亡的原因时,通常不离口的都是那个王朝盲目自大、闭关锁国等等。无疑,这属于正确无比的话语。问题在于,自大、锁国之类也要讲资格,不是谁想自大就自大,谁愿锁国便锁国。比如夜郎国自大,至今遭人耻笑,而清朝自傲、自大是有基础的。

  满族人在周朝时以“楛矢石弩”向中原王朝纳贡,那时并不自大,入主中原以后好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后来的所谓自大。滋生自大的情绪,是在清王朝彻底巩固了政权的时日,尤其出现所谓的“盛世”景象之后。这种自得情绪,在我们历史上不知被重复过多少次,并不是只有清朝如此。前秦的苻坚,攻城略地,功勋累累,统一了北方。自此以后,他颇为骄傲自得。当然,他的结局并不好,不仅身败名裂,死于非命,也毁弃了前秦的大好江山。

  自信、自得、自傲、自大本身,界限并不是特别分明,有时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以不同的社会背景色彩浸润出它们相应的相异色调。满族人以一个军人数量、社会人口和疆域远远不及明朝,并且政治经济文化都谈不上发达的少数民族打败不可一世的汉族统治者,建立王朝并且将龙椅坐得稳稳当当,还出现了“盛世”,自大一下也是常情。我们通过指北针一事,也许可以猜测出康熙对中国南方的真实情感。康熙认为,人们之所以称罗盘之类的定向仪器为“指南针”而不称“指北针”,是“在北方,一切活动在凋萎,在衰亡”;“力量、精气和繁荣都在南方”(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这些话,说明康熙对自己的皇朝是很自负的。

  清朝统治者为什么自大得蔑视一切?主要在经济。一直到乾隆辞世的l8世纪末,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所占的份额仍超过整个欧洲5个百分点,大约相当于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那时美国刚刚建国,不存在比较的基础。中国GDP在世界总份额中占到将近1/3。这相当了得。今日的美国,以老大自居,它在世界GDP中所占份额不过30%。德国人贡德·弗兰克说,直到l9世纪之前,“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这个成绩是骄人的,足可以振奋自己的内心。

  任何一个有些成就,且又缺乏忧患意识的人,没有几个是清醒的。即使表面平静,胸中也难免激情涌动,自负自得,把别人看得愚蠢。国家亦如是,不仅仅一个清朝如此。不独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亦然。1756到1763年间的七年战争,英国取得胜利后,把没有国境的海洋世界作为自己要征服的对象。戈德史密斯曾用这样的诗句歌颂他的同胞:

  桀骜不驯的目光,举止高傲,

  我眼前走过了人类的统治者。

  也就是说,英国人同样自傲。——但他们不封闭,一直关注外部世界,也一直寻找机会拓展新的空间。

  就清朝而言,从繁荣走入闭关是极容易的。说得直白一点,当时的繁荣,本身就是以小农自然经济为底子,关起门来过日子。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田赋而不是工商业的税收。比如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岁入总额为4850万两,其中田赋一项为3千万两,占总收入的63%,关税为450万两,只占总收入的9%,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处于微不足道的位置。因此清王朝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马戛尔尼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日记中说,中国人“一切思想概念都出不去本国的范围……他们的书上很少提到亚洲以外的地区。”实际而言,这是小农经济铸造的思想。

  世人常云: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烂灿文化的大国,工农业和文化都曾居于世界的前列,基于此,封建统治者形成了以“天朝”自居的狂妄骄傲心理,加上小农自然经济因素,对外界事物愚昧无知也就成为了必然。但是,封建自然经济不是从清朝开始的,为什么以前的朝代没有出现如此闭关锁国的现象呢?这不能不归咎于清统治者对繁荣和封闭的变态理解。正是这种变态,使繁荣在缺乏忧患意识心态的监控下散漫、畸形地发展。

  “繁荣”,如果缺乏了忧患意识的提醒,极容易走入闭关锁国。我们以平民之心揣测那时统治者之意,“闭关”绝不是为了失去繁荣,而恰是为了永保繁荣,为了长治久安。一般而言,穷困潦倒可以导致闭关锁国,因为切断和外界的联系之后,人们就要闭目塞听,“不知有汉”,不知道别人过怎样的日子,甚至会以为他人比自己惨得很,会以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于是人们安分守己,以手加额;繁荣富庶同样可以与闭关为伍,用金钟罩罩住一切,外来的撼动就无计可施,现有的一切就可以守住。没有正确忧患意识统率的“繁荣”可以导致自大,自大可以导致闭关,闭关可以导致愚昧,愚昧又进一步导致闭关。最后如鸡生蛋蛋又生鸡一样,搅在一处,成了一笔糊涂账,弄不清楚了。

  不过,清朝统治者也具有忧患意识,闭关锁国就是出于对自己统治权力的捍卫,就是出于对殖民主义势力的防御。然而这个忧患意识是幼稚的、破损的、病态的。他们使用的这种自卫,只能孤立自己,把中华民族隔绝在世界大势之外,会使我们自己根本不了解世界,误以为只有自己在前进在发展,不知道别人也在发展,落后了还不自知,别人打上门来才大惊失色。

  (完)

 

 

  书名:《历史挖的坑》

  出版: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ISBN:978-7-5158-0373-9

  作者:李恩柱

  时间:2013年1月

  定价:29.80元

  开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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