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 密码: 登录 注册   忘记密码?
再现另一所西南联大的拓荒之作

  推荐人:王宏波  2013-07-10 11:05  

  ——读岱峻《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

  《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这是一部拓荒之作,一如岱峻这位四川民间文化学者的他著,如《发现李庄》再现了中研院与营造学社战时内迁四川李庄的苦难与辉煌,又如《李济传》首次完整地呈现了“中国考古学之父”人生历程、学术贡献与时代苦难等。

 

  华西坝,这是个国人应该铭记的地方,是值得史书浓墨重笔的处所。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迫使当时的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济南的齐鲁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生物系,北平的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的部分师生及护士专科校等,先后迁到成都华西坝,借用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园、校舍、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和教学医院等教学资源,与华西协和大学联合办学,当时称为“华西坝五大学”。作为大后方的成都,是华西坝保存、延续了中国高等教育命脉,犹如昆明之于西南联大。抗战时期五大学联合办学,使当时成都的华西坝成了一个文化圣地,是我国大后方的一个重要学术中心和对外进行学术文化交流的窗口。

 

  民国文人称华西坝为“坝上”,就像称上海为“海上”、“沪上”,管杭州叫“湖上”,以之指代成都,既时尚又有一种文人“范儿”。以华西协合大学为核心的华西坝,已为西洋文明传至中国西部的聚散地。

 

  战时,中国五所基督教教会大学荟萃坝上,其办学规模和教学质量并不逊于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大。蒋经国有过一次观感:“我们看到华西坝的建筑和管理,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华西坝是外国人经营的,那里非常清洁整齐。我们参观了华西大学,再反过来看一看成都,好像是隔了两个世纪。在成都街上有所谓鸟市虫市,那里买鸟的,提鸟笼的,都是些无业的青年。……”

 

  英国生物化学家和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参访过华西坝,其笔下之文:“该大学令人称羡的是校园里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它是当今‘自由中国’所有大学中最好的。该校友好地接纳了另外四所疏散于此的其他大学(它们原来都是教会学校),即山东齐鲁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及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是中国的基顿学院)……”

 

  六七十年的风流云散,历经时间的淘洗与尘埋,或有意无意的遮蔽,1938年至1946年的这段情事,五校共聚一校园的那些人们,或化为尘埃,或付于清风。而岱峻此时营建于纸上的“华西坝”,不是回忆,不是怀旧,而是抢救性发掘与打捞了。

 

  作品首次全景式还原了抗战时期内迁成都华西坝上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及华西协合大学等五所大学群贤毕至、艰苦办学、学术抗战的空前盛况,及传薪播火、弦歌不辍、延续民族文脉的精神坚守;第一次系统打捞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展现了新闻学、医学、农学、女子教育及中西文化交流等成就与辉煌。作品呈现的是中国最后的教会大学的风流与辉煌,是另一个西南联大的骊歌与绝唱。

 

  华西坝,这里汇聚并见证了中西学术与高等教育的交融。五大学全面引进欧美教育制度,金大与美国康奈尔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美国密西根大学、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华西协合大学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等,建立了良好的校际关系,有着教学、科研和师资等方面的合作。

 

  华西坝,这里荟萃了一大批大师与民族精英。人文学者有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李方桂、顾颉刚、钱穆、蒙文通、吕叔湘、常燕生等;理工科有生物学家刘承钊,地理学家刘恩兰,数学家赖朴吾、魏时珍,天文学家李晓舫,皮革学家张铨等。

 

  华西坝,这里接纳了亚洲第一个也是远东最好的新闻系。燕京大学新闻系自1942年秋迁成都恢复办学,一直到1946年复员北平,成都已为战时中国之新闻教育基地及新闻中心。那段新闻史,某种程度也是以坝上五大学为中心的学运史。1979年,邓小平访美的20名随员中,有燕京大学校友7名,其中4名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

 

  华西坝,这里以民族与边疆问题的研究凸显出救亡图存的战略意义。社会学广受重视,以“边疆研究”为主的人类学渐成显学,服务边疆与农村的边政学、乡村建设学勃然而兴。在坝上从事过教学和科研的学者有柯象峰、龙冠海、孙恩三、戴谦和、葛维汉、李安宅、冯汉骥、徐益棠、林耀华、郑德坤、刘咸、任乃强、苏立文、梁钊韬、卫惠林等。他们调查社区政治、参与社会改良,从事田野考古、语言学、文化人类学考察,以及博物馆建设等,成果迭出,世所瞩目。而今,人类学社会学的“华西学派”,已为学界公认。

 

  华西坝,这里让农业大国“农学教育”影响深远。赛珍珠丈夫农经学家卜凯及其弟子乔启明、崔毓俊、孙文郁等在中国创立了农业经济的“技术学派”,完成了全国土地与农场调查,并将成果付梓出版,造福社会。农学家章之汶、沈宗翰培养出“百万华棉”、“小麦2905”等优质良种,掀起战时中国的“绿色革命”。园艺学家胡昌炽、章文才,选育出一大批良种水果尤其是柑橘,带出了一批得意门生,如景观园林专家汪菊渊、“梅花状元”陈俊愉等。这些人后来成了共和国的院士。

 

  华西坝,这里收留了一批学者并让中国文化研究大放异彩。陈寅恪、钱穆、胡厚宣、张维华、李小缘、商承祚、沈祖棻等,在此完成了一大批重要著作。齐鲁国学研究院与金陵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联办《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代表着中国文化研究的较高水准。培养出了严耕望、汤定宇、李为衡等一批硕彦。

 

  华西坝,这里保护了战争中最易受到伤害的柔弱的女子并让“五月花柱舞”在警报声中娇艳绽放。开风气之先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学教育浇灌出备受赞誉的“999朵玫瑰”,内中有女院士、女将军、女指挥家、女歌唱家、女教育家等。未来在孩子,孩子的未来在母亲。曾误解过一门叫“家政学”的学科,殊不知1949后各地领衔执教机关幼儿园的,很多都毕业于教会大学家政系。

 

  华西坝,这里无愧战时中国的医学教育和临床中心。拥有一流校舍、教学设备及临床医院的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先后接纳了西迁的中央大学医学院和齐鲁大学医学院。其中中大医学院的外科和内科,齐鲁大学医学院的病理学,华西协合大学的牙科、药学、眼耳鼻喉科最负盛名;医学名家戚寿南、董秉奇、程玉麐、张查理、蔡翘、郑集、陈耀真、侯宝璋、叶鹿鸣、张汇泉、林则、汤腾汉等,皆国之翘楚。

 

  正所谓,若缺失了这页历史,中国融入现代文明的进程或会放缓;若缺失了这批先生,中国会减损一个高素质的人才方阵。《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一书所呈现复原的那段历史与人事,足可证实此言不虚。

 

  八年的付出,有满头白发的见证,有五大学健在的校友以及他们后代的支持,岱峻以如椽之笔,以绣花针的功夫,复原了华西坝五大学时的故人故事与空前盛况。作为史料打捞者,不忽悠,不敷衍故事,档案文献、民国报刊、方志野史、日记、书信、回忆录,故纸堆中有新知,不仅仅是故纸堆,寻访,口述,多的是第一手资料,是未刊之文。紧缝密织,几百万字的史料、口述与照片,凝炼为七十万言,再精华到四十多万字的篇幅,留下的是干货。十二章的篇幅,既有战争来了的内迁,有联合办学的况貌,又有战后回还复原的景象;既有坝上的艰难与困苦乃至饥饿、死亡,又有金声玉振以及五月的爱情;既有战时服务,教育抗战,青年从军,又有学运、学潮以及秘密战线;既有五大学创立与沿革发展,有代表性学科群的学术、教育的成就辉煌,又有一批大师、学者的传薪播火、弦歌不辍的丰富展示,以及教会大学的命运之归宿。岱峻以做这种苦行僧的傻事的劲儿,呈现出了一盘精美丰富的大餐。冷暖寒暑,华西坝上春风起秋雨落,在风中,在雨中,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们,在文字中向我们走来。

  (完)

 

 

  《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

  作者自序——岱峻

  “那是美好的时代,那是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蠢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之春,那是失望之冬;人们正直奔天堂,人们在坠入地狱……”狄更斯小说《双城记》中的这段描写,仿佛预设了抗战时成都华西坝的场景。

  成都是长江上游、华西地区一座丰饶的城市,而长江下游的江南更为富庶。“门泊东吴万里船”,绮靡的“苏气”溯江而上,影响着巴蜀地区。民国以降,35牌自行车、莱卡照相机、留声机、电影、霓虹灯、电报、听诊器等,洋气的“摩登”逐渐取代“苏气”。以华西协合大学为核心的华西坝,已为西洋文明传至中国西部的聚散地。民国文人称华西坝为“坝上”,就像称上海为“海上”、“沪上”,管杭州叫“湖上”,以之指代成都,既时尚又有一种文人“范儿”。

  战时,中国五所基督教教会大学荟萃坝上,其办学规模和教学质量并不逊于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大。蒋经国有过一次观感:“我们看到华西坝的建筑和管理,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华西坝是外国人经营的,那里非常清洁整齐。我们参观了华西大学,再反过来看一看成都,好像是隔了两个世纪。在成都街上有所谓鸟市虫市,那里买鸟的,提鸟笼的,都是些无业的青年。……”蒋经国眼中,多少有些“非我族类”的阴翳。英国生物化学家和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笔下,则荡漾着大西洋的温润:“该大学令人称羡的是校园里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它是当今‘自由中国’所有大学中最好的。该校友好地接纳了另外四所疏散于此的其他大学(他们原来都是教会学校,现称为私立大学以有别于国立大学),即山东齐鲁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及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是中国的基顿学院)……”

  文化西迁,汇聚后方的文教中心,除了昆明,犹有“三坝”之说:即汉中的古路坝、重庆的沙坪坝和成都的华西坝。1937年9月,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在西安筹组临时大学。半年后,临汾失陷,再迁汉中,以古路坝为中心组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此地北接秦岭,南连巴山,交通闭塞,缺水无电,环境艰苦,人们喻之“地狱”。沙坪坝地处陪都,位于嘉陵江畔,有重庆大学、教育学院,及内迁的中央大学、上海医学院等校,形同一座大学城,故称“人间”。华西坝,因地处天府之国首邑之区,美其名曰“天堂”。那段岁月,史称坝上“五大学时期”。陈嘉勋回忆:“地处西南大后方的昆明和成都,成为当时中国两个高校、名校最集中的文化中心。特别是以华西坝为中心的齐鲁等五所大学,加上其他内迁和原有的高校,如中大医学院、上海光华大学、山西铭贤学校,原有的四川大学、省立艺专和川康农工学院等,形成一个有近万名学生的大学群。”

  现代战争,后方也是前线,“天堂”同样逃不脱空袭、饥饿、疾病,甚至死亡的威胁。华西协合大学药学系学生黄孝逴在轰炸中丧生;金陵大学教授黄方刚(社会活动家黄炎培之子)、华西协合大学牙学院毕业生胡乐义等,皆因患病英年早逝……

  只有阳光、芳草、清流和自由的风,是坝上恒久的魅力。

  其时,各种讲座、团契组织、课外活动,如二十四番花信风令人目不暇接。人群中也分左中右,但各种思想争端,终不惊秋伤春。五大学校长不赞成校园政治,也不实际干预。坝上人兼具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现代观念,温文尔雅,抱朴守拙。教师敝屣功名,安贫乐道。学生虽不乏名门之后,如凌鸿勋的女儿凌崇英、张澜的女儿张茂延、居正的女儿居瀛棣、黄炎培的女儿黄学潮、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袁世凯的孙女袁家芝等,这些“金枝玉叶”比肩出生寒门的同学,同窗苦读、含英咀华,走向社会、宣传救亡,远赴边疆调研、服务民众。对国家民族的关心,对草根底层的同情,升华为一种追求公平正义的“道”。也有人由此走向革命。在耶稣像前读《新华日报》,团契活动讨论《新民主主义论》,在文幼章的别墅中策动群众集会和火炬游行……1940年代的坝上,随时上演着这样的蒙太奇电影。

  战争是以枪炮开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搏杀,就像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那段话:“敌人的称强,不是一方面,而是多方面促成的。……我们现在不应该问我们英勇的将士,抵抗得过敌人残暴的军队与否。我们现在应该问我们的科学和技术,抵抗得过敌人的科学和技术与否……”坝上莘莘学子,既有脱下青衫换戎装,担任军医、翻译、飞行员,参加青年远征军的壮举;也有争分夺秒研制雷达电池、航空风洞、汽油代用品等各种军需军备的业绩。其最重要的贡献,还是传薪播火,弦歌不辍,延续民族的文脉。

  蒋梦麟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近代以来,凡是主要以西方模式为基本运作规律的机构,一般都很有效率,比如海关、银行、税务、盐政、出版、教育、新闻、医院等。这些机构的人员,大多来自教会大学。较之普通大学,教会大学的学术视野更宏阔、学科设置更超前、培养目标更从容。就像地基的广度与深度,成就了金字塔的高度。

  五大学全面引进欧美教育制度,金大与美国康奈尔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美国密西根大学、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华西协合大学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等,建立了良好的校际关系,有着教学、科研和师资等方面的合作。

  坝上精英荟萃,人文学者有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李方桂、顾颉刚、钱穆、蒙文通、吕叔湘、常燕生等;理工科有生物学家刘承钊,地理学家刘恩兰,数学家赖朴吾、魏时珍,天文学家李晓舫,皮革学家张铨等。“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有大厦之谓也。”有大师传道授业,竹篱茅舍能出人材;但有大师兼有大厦,岂不更幸?

  创办于1924年的燕京大学新闻系,是亚洲第一个也是远东最好的新闻系。自1942年秋迁成都恢复办学,一直到1946年复员北平,成都已为战时中国之新闻教育基地及新闻中心。那段新闻史,某种程度也是以坝上五大学为中心的学运史。《中国大百科全书》(1991年版),收新闻出版界人物词条108人,其中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师生有9人。1979年,邓小平访美的20名随员中,有燕京大学校友7名,其中4名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

  时值国难,民族与边疆问题凸显出救亡图存的战略意义。社会学广受重视,以“边疆研究”为主的人类学渐成显学,服务边疆与农村的边政学、乡村建设学勃然而兴。在坝上从事过教学和科研的学者有柯象峰、龙冠海、孙恩三、戴谦和、葛维汉、李安宅、冯汉骥、徐益棠、林耀华、郑德坤、刘咸、任乃强、苏立文、梁钊韬、卫惠林等。他们调查社区政治、参与社会改良,从事田野考古、语言学、文化人类学考察,以及博物馆建设等,成果迭出,世所瞩目。而今,人类学社会学的“华西学派”,已为学界公认。

  “农业大国”原无完整的“农学教育”,唯金陵大学异峰突起。1949年前金陵大学毕业生,占据了农林部门、农研所及各大学农学院的“大半壁河山”。农经学家卜凯及其弟子乔启明、崔毓俊、孙文郁等在中国创立了农业经济的“技术学派”,完成了全国土地与农场调查,并将成果付梓出版,造福社会。农学家章之汶、沈宗翰培养出“百万华棉”、“小麦2905”等优质良种,掀起战时中国的“绿色革命”。园艺学家胡昌炽、章文才,选育出一大批良种水果尤其是柑橘,带出了一批得意门生,如景观园林专家汪菊渊、“梅花状元”陈俊愉等。这些人后来成了共和国的院士。

  五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有一批热爱汉学的西儒,也有登台讲国学的“五老七贤”;既坚持“输入学理”的新路,对传统“小学”、“经学”也不离不弃。陈寅恪、钱穆、胡厚宣、张维华、李小缘、商承祚、沈祖棻等,在此完成了一大批重要著作。齐鲁国学研究院与金陵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联办《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代表着中国文化研究的较高水准。培养出了严耕望、汤定宇、李为衡等一批硕彦。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开女学教育风气之先。校长吴贻芳以“培养为国家社会服务的高层次妇女人才”为办学理想,浇灌出备受赞誉的“999朵玫瑰”,内中有女院士、女将军、女指挥家、女歌唱家、女教育家等。未来在孩子,孩子的未来在母亲。我们曾误解过一门叫“家政学”的学科,殊不知1949后各地领衔执教机关幼儿园的,很多都毕业于教会大学家政系。

  华西坝无愧战时中国的医学教育和临床中心。拥有一流校舍、教学设备及临床医院的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先后接纳了西迁的中央大学医学院和齐鲁大学医学院。三大医学院联合办医院,优势互补。其中中大医学院的外科和内科,齐鲁大学医学院的病理学,华西协合大学的牙科、药学、眼耳鼻喉科最负盛名;医学名家戚寿南、董秉奇、程玉麐、张查理、蔡翘、郑集、陈耀真、侯宝璋、叶鹿鸣、张汇泉、林则、汤腾汉等,皆国之翘楚。

  ……

  毕业于金陵大学的宋子文说过:“了解教会大学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的人太少了,金陵大学应属这些最前列的学校之一。”这样的评价可以放诸坝上五大学。1947年出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感叹道:“假如国立大学不努力,在学术上没有成就,很可能是几个教会大学取而代之。”胡适的紧迫与焦虑,也应证了坝上五大学的成绩。

  江山易帜,新政权在完成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基础上,开始了1952年的院系调整。全国所有的教会大学被关停并转,抹掉了原有的名称。尽管,也有人忆昔怀旧,如沪上史家唐振常写过《战时学术重镇》《当年大学城》,海外史家汪荣祖写过《四大名旦》等文章,但只是些低微的声音。坝上既往,“事如春梦了无痕”。

  较之西南联大,五大学本不逊色,尤其是中西文化交流、新闻、医学及农学等方面更具优势。但二者的名望判若云泥。究其原因,一是五大学缺乏统一的精神符号,亲历者各执一词。如李约瑟的回忆称“基督教五大学”,费正清书中称“成都联合大学”。其二,院系调整后,原西南联大之北大、清华和南开显出持久的影响力,而所有的教会大学都已寿终正寝。以齐鲁大学为例,理学院部分强势系科并入南京大学,物理、化学、生物、天算等系师生与文科部分教师并入山东师范学院;医学院与山东省立医学院合并,组成山东医学院,上世纪70年代迁去泰安……因此,无论“罪愆”还是“遗产”,都找不到承续的主体。当初,毛泽东有个比喻,只有荡涤尘埃,打扫干净屋子,才好迎接客人。只是旧屋换了新主,客人已非旧识,燕子再也找不到昔日的门径。

  岁月不居,往事如流。余生也晚,未逢其盛,何以要孜孜以寻这些湮没的陈年旧事?十年前,我发现李庄,发现了一段“衣冠南渡”的学术史,相继写出《发现李庄》《消失的学术城》《李济传》《民国衣冠》等著作。发现之旅,也诱我步步深入,钻进一个一个问题:

  史家陈寅恪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中研院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与所长傅斯年谊兼同窗姻亲,史语所从昆明迁往李庄,陈寅恪叹道,“看来碍于人情,李庄是非去不可了”,结果他竟爽约;史语所语言组代理主任李方桂研究“非汉语语言学”,1944年3月他向傅斯年请长假,离开李庄举家迁往成都燕京大学;胡厚宣战前在史语所组织的殷墟发掘中,作董作宾的助手,协助整理发掘出的甲骨,就在迁往李庄的前夜,他突然转投成都齐鲁国学研究所;考古学家吴金鼎留英回国,就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简称中博院),自昆明到李庄,后投笔从戎,复员接受母校之邀主持齐鲁大学文学院;民族学家马长寿在1942年离开李庄的中博院,应聘华西坝的金陵大学人类学教授……小小的李庄与华西坝为何有如此紧密的联系?这些人不约而同地投奔坝上,有哪些考量?“跳槽”的偶然事件,有无学术史和知识社会学的价值?历史的发展具有多样性与偶然性。历史的偶然由细节构成。那时的坝上五大学到底是什么样子?除了被圈定的大师之外,是否还有被遗忘的大师?他们在那块叫“华西坝”的地方到底留下哪些印记?其学术贡献,今天有何借鉴传承?……

  揣着疑惑,我彳亍坝上。最初懵懂,随即就遇到热心人。单明婉是四川建筑设计院退休高工,3岁时随父母逃难成都,父母都是金陵大学蚕桑系教授。她在坝上读完幼稚园、小学、附中;清华大学毕业后又分来成都,安家生子。她无私赠我资料、照片,随时关心我的写作进度,向我推荐知情人。崔泽春就是经她介绍的忘年交,他是金陵大学农经系教授崔毓俊的三儿子、山东艺术学院退休教授。得知我在研究华西坝,并未看到书稿,他就毫不犹豫寄我3000元钱,说是支持写作。我当然不能接受一个老人的馈赠,但这份厚爱给我的写作平添了助力。他还拉来在美国的二哥崔肇春教授帮我查找卜凯的资料,联系卜凯的后人。陈寅恪的女公子陈流求读了《发现李庄》后,约见我,并多次接受访谈。她除了赠送我一些罕见的资料照片,还为我画图示意,当年家在陕西街哪个位置,后来迁到坝上的广益学舍,周围有哪些标记。陈农安、陈佩结兄妹,是金陵大学老校长陈裕光的儿女,得知我的写作后,兄妹俩给我无私援助,农安老人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金陵大学校友悉心收藏的照片一一扫描,分若干次传给我,授权我在书中使用。

  我多次参加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等校的成都校友会活动,近距离地观察这些中国最后的“贵族学生”,从他们的银发、寿斑和苍老的声音中,去拼图坝上的青春记忆,从他们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中去感受教养与文明。他们也成了我的一份挂牵:谁过生日,外地的校友谁来到这座城市,谁已谢世……经他们介绍,我采访过“两真老人”谢韬。他为本书题辞:“我在华西坝度过了难忘的八年,那时的华西坝充当了中西方文化的结合点,培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之后不久他就逝世。四川省委老干部曾庆祥和民族学者李绍明多次作为口述史受访者,提供给我大量的史料和照片。本打算俟此书出版,当面呈送,殊不知他们竟羽化而去。人天之隔,只得心香遥祭。

  我家紧邻华西后坝,晚饭后偕内子常去散步。径到钟楼,北向原是中轴线:数幢中西合璧的楼房分列两侧,中间一条水渠映着婆娑绿荫;南向是一泓半月湖,“小荷才露尖尖角”,“一一风荷举”,“池内荷伶俜”,演绎着岁月变易。环湖十七株银杏旁,置放若干条椅,座中偶尔有银发老人,兀自望着湖水,“暗想当初,有多少忧欢佳会……”徘徊湖边,一圈一圈的涟漪,就如不断涌来浪去的故人故事。这段历史,涉及面广,头绪繁多,我从档案文献、民国报刊、方志野史中去找寻材料,尝试以当事人的日记、书信、回忆录和口述史去钩沉镶嵌,复原真相。康拉德说:“在采集记忆之果时,你就得冒着损害记忆之花的危险。”章太炎也将写史比如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我却愿作这种精卫填海的无谓努力。我相信“史实重建”,也如盲人摸象,其状如锣,其状如墙,其状如门,其状如柱……若反复再三、上下求索、集合众貌,或能不断地逼近真实。

  (完)

 

 

  书名:《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

  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99-5184-3

  作者:岱峻

  时间:2013年5月

  定价:45.00元

  开本:16开

我来说两句注册一个读家账号  或者直接登录

主要频道
关于我们
关于你们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版权所有 京ICP备17030495号-2
客户服务热线:010-6426-3509  举报邮箱:xiandaiyuedu@cnpitc.co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