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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城镇还是要乡村
栏目:社会时政  2013-04-28 09:43  
  

   首要的巨变是城市的发展以及被C.M.特里维廉称为“城乡生活严酷差异”的加剧。对此他从未停止哀叹。1700年,四分之三强的英国人口还生活在乡村;据统计,只有13%的人住在城里,大约5000多居民。但是1800年城市人口上升到25%,而到了1851年,城镇居民占大多数。此外,十九世纪的城乡差异远远超过了现代初期。在十八世纪结束之前,英国已成为欧洲除荷兰之外最城市化的国家。


    文艺复兴时期,城市是文明的同义词,而乡村是土气、粗鲁的同义同。让人们走出森林,居住在城市里等于是一种教化。正如伊丽莎白时代的一个对白所说,城镇里教育出来的绅土比乡下培养的绅土更有“礼貌”。城镇产生学识、礼貌、品味、世故。它是人类实现圆满的舞台。亚当被置于花园中,乐园与鲜花、喷泉联系在一起。但是当人思考天堂时,却总把它想象为城市,一个新耶路撒冷。好些世纪以来,城墙象征着安全与人类成就;游人看到它们就会觉得安全。在1530年代的游历中,J.利兰常常赞叹城市景观带来的视觉快感:利兹“漂亮的市场”、埃克塞特“干净的街道”、比尤德利日出时“仿佛金子般”闪耀的光辉、伯明翰的“美丽”。都铎王朝时代格拉摩根郡的历史学家莱斯·梅里克(Rice Merrick)认为,加的夫“被许多整洁的房屋与高大的树木美化”。1690年代,西莉亚·法因斯很乐于看到“整洁的城镇”。十八世纪,有很多表现伦敦广场美丽与巴思或爱丁堡新城的新建筑的赞美之辞;我们知道,1802年华兹华斯站在威斯敏斯特桥上看着熟睡的伦敦城,认为地球上再没有比这更美丽的景物了。


    然而,早在1802年以前,人们就已长期普遍认为乡村比城镇更美丽。1784年W.申斯通写道,“没有人会觉得街道比草地或树林更美;如果把城镇建成一个极乐世界,诗人们不会感到有多大诱惑力。”产生这种观点的部分原因在于城市物质环境恶化。从十三世纪开始,人们就泡怨伦敦的空气。到了伊丽莎白时代,工业与家庭用煤量日益增加造成了主要污染问题。1578年,伊丽莎白女王逃离首都,因为“气味难闻”;数世纪以来,来到首都的游客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笼罩在上空的烟雾。玛格丽特·卡文迪什记录了她丈夫(保皇党人,纽卡斯尔侯爵)650年刚刚从流放中返回,再次看到”久违的伦敦烟尘”时的感受。一位十八世纪初期的诗人写道:


    临睡前,放眼眺望城市烟云笼罩中,一群楼房矗立。

    现代初期燃烧的煤中,硫磺含量是今天常用煤的两倍;相应也会产生致命的后果。烟幕使天空暗淡,把衣服弄脏,毁了窗帘,导致花卉、树木纷纷死亡,还侵蚀了建筑。到十八世纪中叶,一些斯图亚特时代的国王雕像乌黑得看起来就像穿着皇室服装的烟囱工或非洲人。1700年T.若斯写道:


    清点一下房间里所遭受的损害,简直数不胜数,家具上、金属餐具、黄铜器皿、白锡器皿、玻璃器皿……价值八十或者一百英镑的床,使用十几年后就会因烟尘的玷污不得不搁置一边……大量运送煤末的大车在城中跑来跑去,非常慷慨地把珍贵的货物不停地撒在大街上……因此,男男女女都一样,皮肤如果不洗不涂,很快就会被烟尘熏黑,失去光泽。

    空气中的灰尘就是街道上的灰尘;夏季,车轮扬起的尘雾令行人窒息难以睁开眼睛走路。


    酿造、染料、淀粉加工、砖块生产等所有在城中进行的工业都排放出废物与烟气,造成的污染同样有害。从理查德二世以来,断断续续地有过一些抵制污染泰晤士河的立法。十七世纪初期,就城市工业有害后果问题发生过许多冲突。詹姆士一世发布了一系列的公告抵制伦敦淀粉制造者造成的污染;1627年,奥德盖特(Aldgate)圣博杯尔夫(StBotolph)的居民投诉伦敦塔旁边的圣凯瑟琳码头明矾工厂排放的废气毒害居民,而且排出来的废物致使泰晤士河的鱼类死亡;几年之后,劳德主教一再谴责威斯敏斯特的啤酒制造者污染伦敦空气。1657年,议会就伦敦砖窑排出的臭味进行辩论。在乔治二世期间,钱多斯公爵呆在位于卡文迪什广场新房子里,发现自己“受到了砖窑和污染这一地区的其他可恶臭气的毒害”。


    过度拥挤也让伦敦的卫生声名狼藉,但是其他许多城镇也好不到哪去。1608年设菲尔德的游客会被“城镇的烟尘窒息得半死”。1725年,去纽卡斯尔的游客发现“悬浮在空气中永远不散的烟云使一切看起来都是黑乎乎的,和伦敦一样”。甚至牛津的空气也糟糕透顶,一位十八世纪的古文物研究者估计阿伦德尔大理石在那里“七八十年内遭受的损害可能胜过在原产地国家两千年所遭受的损害”。必然,城镇的瘟疫比乡村多,死亡率水平也更高。


    “浸染在烟尘中,受无休止噪音的刺激”,难怪城镇居民渴望乡村生活中想象的快乐。来到伦敦的游客很快就开始咳嗽;许多患慢性病的人像约翰·洛克那样为了肺的健康选择彻底逃离城市。W.坦普尔爵士“极推崇好空气、好气味,这让他极讨厌城镇,一次在希恩(Sheen)过了五年都没好好看看”。就连威廉三世国王也为了健康的原因选择生活在肯星顿。


    有理性、有嗅觉的人士
    谁不愿守着玫瑰与茉莉,
    而宁愿让所有精神窒息
    在大量的灰尘与烟幕里?


    A.考利反问道。正是长时间暴露在M.德雷顿所称的“烟雾蒙蒙的城镇里讨厌的空气”中,才加强了人们对乡村阳光与“新鲜空气”的渴望。    然而,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拒绝城市生活不是抵制城市的物质环境,而是反对城市居民的道德行为。约翰·诺里斯(John Norris)写道:

    他们的举止像空气一样受到了污染,
    两种不健康的气体都在上升,
    不感恩的蒸汽熏黑邻里之间的天空。

    如在T.斯塔基的都铎时代早期作品《波兰人与不法分子之间的对话》中,其中一个人说,城镇里有最多的恶,乡村里有最多的美德。古典传统认为乡村居民不仅更健康,而且道德品质也比城里人更高尚,这是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明显的主题。阿卡迪亚田园天真无邪的牧羊人与贺瑞斯的第二抒情诗中强健的农夫都表明了这个主题。他们在与世无争的卑微中过着清白、独立的生活。社会事实几乎无法证实这说法,因为农业是经济发展中最无情的部门,小农的数量在下降,雇佣劳动很普遍,乡村里贪婪、压迫、伪善等恶行至少和城镇里一样突出。但是,由于乡村的利润在城市消费,在那里,人们看到最世故的社会、最新时尚以及最昂贵的恶行。相比之下,乡村的服装更简朴、不涂脂抹粉。此外,乡村生活不会像城里人那样彼此不相识,这也让城市更容易暗设机关。政治经济学家查尔斯·戴夫南特(Chades Davenant)认为,伦敦比乡村“更频繁地发生乱伦与通奸”。1692年,几位乡下的议员甚至反对议会禁止沿街叫卖的议案,理由是如果小贩不上门叫卖,那么乡下绅士家庭中的仆人不得不被派到城里的商店购物,在那儿,他们肯定要学会放荡。


    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乡村的吸引力有些消极。它让人逃避城市的恶行与虚伪,从商业压力中脱身,逃避城市的灰尘、烟幕与噪音。然而,多数贵族有更积极的理由在乡村生活,因为往往正是农业地产支撑着他们的财富与名望。在亨利八世统治期间,T.斯塔克哀叹无法劝服他们大部分时间住在城镇里,对长期住在乡下的“无礼野蛮的习俗”深恶痛绝。1579年,另一位作家也论述道,在某些国家,绅士们居住“在城市与主要的城镇”里,而“我们英国人”却“总是住在乡下的房子里”。事实上,到了伊丽莎白时代,贵族们往往一年中很多时间住在伦敦或较大的地方城镇。十六世纪后期开始使用私人四轮马车,这样进出城市较为方便;在斯图亚特王朝初期,上层社会的许多贵族习惯在城里过冬,尽管政府努力让他们回到原住地。不过,他们总是在夏天返回乡下。伦敦季的长短在下两个世纪期间大不相同,但是上流社会从来不会在城里度过一整年的时间。“1620年一位散文家指出,“我们比其他民族更习惯乡村的生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自己已经把它当成本民族的特征”。的确,贵族们返乡时住的房子不是乡下村舍,而是豪华的庄园,其设计特意把城市的文明带到乡村环境中。不过,掺杂进一定量政治与管理,它们为独特的“乡村化”的生活方式打下基础。1788年,威廉·布兰(William Blane)写道,“在这个岛上,从政体的本质来看,任何人没有相当一段时间的乡村经历不可能成为重要人物。”

 

要城镇还是要乡村


    与此同时,在其他城市居民看来,乡村越来越被看成休闲与放松的地方。甚至在十二世纪,大城镇里的富裕居民就习惯于在附近乡村持有财产;而在中世纪后期,乡村“避暑别墅”的理念越来越为繁荣的城镇居民所熟悉。”在詹姆士一世统治期间,格洛斯特市议员中有一半的人在邻近乡村有房子,而诺里奇的城市地方官员在城外如果没有房产就是异常现象。在都铎王朝时代的伦敦,富人什溉行在郊区农村与邻近村庄建造“避暑别墅”,或者花园亭阁。相应地,许多伦敦的富商在夏天甚至选择从乡下的住处往返通勤。笛福说起埃普索姆的情况,“通常商人们把家安置在这儿,每天早晨骑马去伦敦,去交易所、大街小巷或者去大货栈,然后夜里再回到埃普索姆。”布里斯托尔、赫尔及其他大城镇的商人也仿照同样的方式。乡村住所更健康、更安静,有更大的空间种植花园与果园。


    甚至那些每周按时上下班的人也会利用这个现代初期的发明——在乡下度周末。1667年S.佩皮斯和他的妻子决定不在乡村买房子,以免牵涉额外的责任,而且还会把他们约束在固定的地点;他们宁愿购置一辆马车,每周末去不同的地方。最终,他们和另外一对夫妇合租了帕森绿地(Parson'sGreen)的一座乡间别墅。这种安排是后来许多家庭讨论的内容。1666年伦敦大火造成了那么巨大的破坏,原因之一就是大火爆发在星期日的清晨,大多数大商人都在外地度周末。1748年一位瑞典游客注意到,在富勒姆与切尔西之间的商品菜园中间散落着大砖瓦房,归伦敦的绅土所有。他们星期六下午去那儿,就为了呼吸乡野空气;1754年《鉴赏家》杂志上有一篇散文,取笑特恩汉姆绿地(Tumham Green)或者肯特城(Kenitish Town)的小周末别墅,伦敦的商人携全家撤到那里度过“每周的末尾和开头”,尽管星期六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为旅行准备食物、整理衣服上,而星期一又花费大部分时间“拆包、解绳子、收藏起脏污的亚麻布、把空瓶子放回到地窖里”。1770年A.扬论述道,“就连一年中一周五天呼吸伦敦烟尘的市民,另外两天也是农夫。”


    到这时为止,城镇居民开始把乡下村舍理想化,茅草屋顶,袅袅炊烟,门前屋后玫瑰盛开:U.普赖斯称之为“一切乡村事物中最宁静、安详的景致之一”。1772年,夏洛特王后把她的小别墅盖在克佑区的森林中;到十八世纪末,许多“有钱人”会偶尔屈尊到通常为度假而建的“观赏村舍”度周末,别墅配备的豪华程度令普通乡村居民大开眼界。


    那些穷得负担不起周末村舍的人们仍然希望偶尔到乡村换换新鲜空气。据约翰·斯托(John Stow,英国历史学家)描述,在伊丽莎白时代,五朔节的时候,伦敦人会来到“芳草地与绿树林,在美丽芬芳的花丛里,在和谐的鸟鸣中畅享精神愉悦”。人们渴望把附近田野保留为娱乐场所,这部分地说明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有人试图阻止在伦敦郊区建造新楼。“到乡村远足与漫游是十七世纪常见的休闲形式;S.佩皮斯报道,“1667年7月,特纳夫人和朋友们一起去埃普索姆高地采集来‘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芳香的花束’。像这样的女子为数不少。””十八世纪中期,汉普斯特德、切尔西以及伦敦边缘的村庄经营旅馆、啤酒店、公寓的老板们生意兴隆,城市里的远足者周末会蜂拥而至。


    甚至宗教也在新的乡村生活品味形成中起到了相应的作用。一位文艺史学家写道,“1640年代之后,退居乡间不再只是对抗腐败世界的反抗机制;它是敞开的大门,通往人类堕落之前的乐园。”乡村被刻画为比城镇更神圣的地方;接下来的世纪有许多为宗教服务的文学,展现了诗人J.克莱尔所称的“田野宗教”。年轻诗人H.尼德勒宣布,“在乡间散步时,我的思考自然而然带上了庄严的宗教倾向”。柏拉图学派的彼得·斯特里(Peter Sterry)同样认为,田野与树林自然地唤醒神圣感。甚土一本正经的B.怀特洛克也引述“被天主教作家称为圣方济各的那一位”的话,证明每一片树叶、每一种植物和每一片荒地都是一本神书,宣告上帝的力与善。


    早在考珀之前,而且同样缺乏根据,许多十七世纪作家明确表示上帝造乡村,人类造城镇。詹姆士一世时代的牧师认为,市镇居民“极大程度上只看到人的作品……而那些熟悉田野与树林的人不断地在沉思上帝的作品”。贵格会会员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喜欢乡村生活,“因为在那里可以看到上帝的作品;而在城市里,除了人的作品之外几乎别无他物”。D.H.劳伦斯在1928年写道,“乡村如此可爱,而人造的英格兰如此可憎。”


    当然,城乡之间的分裂日益尖锐,比中世纪已有的任何事情都尖锐,正是这种分裂的加剧激发了人们对乡村乐趣的浪漫渴望,而且把乡村的精神与审美魅力理想化。那些最热衷于乡村景观的人往往是世故的城市居民,比如亨丽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王后,1628年她在韦灵伯勒流连忘返,因为她喜欢乡村,乐于看农民们跳舞;再比如S.佩皮斯1667年记录下与地道的乡下牧羊人父子在埃普索姆附近高地的会面,这令他着迷,“他穿着混合两种颜色毛线织成的长袜子,而且……脚上的鞋子打着铁钉,前掌和后跟都打上铁掌,鞋底上钉着很棒的钉子,极为漂亮”。十八世纪的批评家休·布莱尔(Hugh Blair)论述道,对田园的热爱依赖前期城镇的发展,因为如果人们每天都生活其中,就不会渴望它。“难怪,对乡村的热爱、夏季退居到优雅的乡间别墅里,这一切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因为城镇生活最早在那里发展起来。在英国现代初期,伦敦突飞猛进的发展增强了人们对乡村生活的渴望。但是所谓的城镇“去乡村化”也增强了这种渴望:“花园与果园日益萎缩,树木与花草不断消失,因人口上升的压力,楼房建设日益密集。


    当然,人们越来越贬低城市生活,而把乡村生活看作天真的象征,这种倾向建立在一系列幻想之上。它包括对所有田园所潜在的乡村社会关系完全错误的认识。十七世纪初期,文学田园诗中非常流行把牧羊人理想化,但是与斯图亚特时代的英国雇佣劳动者没有任何关系。大众戏剧家约翰·弗莱彻解释道,他的田园剧《守信的牧羊女》(先于1611年,1633年在宫廷演出)不是关于“乡村雇佣的牧羊人,身披灰色斗篷,带着杂毛尾巴狗”;相反,田园牧羊人应该是“所有古今诗人所理解、所认可了的那种:即羊群的主人,不是雇工”。英国农村社会的不平等意味着阿卡迪亚消失了(如果曾经存在过的话)。甚至贺瑞斯描述的自给自足的农夫理想也完全不现实:如J.伊夫林所述,“如果没有他人拼命干活保障他生活无忧,给他提供食物、衣物和体面的必需品”,他永远无法保持“悦人心意的状态”。乡村居民不比城里人更天真。他们甚至也不是更加虔诚,因为,1657年J.比尔谈到,尽管从任何角度思考,乡村生活都最卑微,顺从与天真:然而日常生活体验表明在制造加工贸易进行的地方,上帝的话语标有价格:而在贸易不繁荣的地方,上帝的话语至多像一首快乐的歌曲:他们有时会听见,然而很少遵从。


    诗人与艺术家歌咏对乡村生活的新渴望,往往喜欢掩盖这种严苛的现实。大多数人形容农村不受社会压力纷扰,忽视了贵族去乡村的经济前提,表现出极端不愿意触及乡村生活的实际状况。


    因此,对乡村的狂热从许多方面来看,都充满神秘色彩而且逃避现实。它甚至不一定表达真正要在乡村生活的愿望,因为,公正地说,与贺瑞斯的幸福农夫有关的大多数创作都是“诗人常规的套语,诗人们没有一个钟头离开过城市,除非资助人邀请他到乡村庄园,或者遭到债权人催债不得不去农村”。“它显然并未阻止越来越多的人搬到城里住。大都市的快乐生活、充满活力以及发财机会都不可抗拒。的确,正是由于乔治时代的上层社会如此迷恋伦敦与巴思,才会创作出大量讴歌乡村美好的作品。他们很少歌颂城市,因为没有必要这样做。


    此外,许多对乡村的赞颂也发自那些在城市里政治上不得志的人。这就是为什么I.沃顿的《高明的垂钓者》以及诸如此类的文学在1650年代风靡一时,因为挫败的保皇党贵族有意识地通过赞美乡村生活把不得已之事变成美德。似乎在“查理一世统治的二十四年间,创作出的歌咏退隐乡村幸福生活的诗歌,比伊丽莎白王朝与詹姆士一世加一起六十七年间所创作的还多”;而且在1645年与1655年间达到高峰。


    1660年,随着查理二世复位,乡村生存对保皇党人的吸引力开始减弱;但是仍然吸引不得志的政客与心灰意冷的野心家。十七世纪,许多最著名的乡村田园诗是补偿性神话,由这些郁郁寡欢的人物所作或者为了他们而作:如T.费尔法克斯勋爵,1650年代他在纳恩阿普尔顿(Nun Appleton)的自我政治流放激发了A.马维尔的灵感;再比如B.怀特洛克在逃避王朝复辟的惩罚之后,归隐到威尔特郡的奇尔顿园,在那里,他写下了对乡村生活优越性的反思;还有W.坦普尔爵士,1681年他被从枢密院除名之后,归隐到萨里的摩尔(Moor)园,写下了散文“论伊壁鸠鲁的花园”;还有女诗人安妮·芬奇(Anne Finch),温奇尔西伯爵夫人,她和丈夫一起因为不能接受1688年的革命而隐退到乡下,写诗赞颂与世无争的美德。”正如雪莱所写,“在孤独中,或者那种身处人群中间却不能与人相通的疏离状态下,我们爱花、爱草、爱水、爱天空”。


    而那些自愿到乡村的人们往往觉得一个周末就够长了。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把它说成“称为乡村生活的那种野蛮状态”,对于城市里品味精致的人来说未免太乏味。诺斯勋爵四世认为,“那些条件优越,习惯于谈话交际的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乡村的孤独无法忍受。当年轻的约翰·洛克从牛津返回到萨默塞特的家中时,很快就大失所望:“我在这样的一群人中间,他们只知道玉米和羊的价格,只会谈论养肥畜牲、挖地,从不知道对上帝感恩,一心只求一个丰收年,有肥熏肉吃。”还有许多人觉得在乡下的时光难熬,或者像古文物收藏者w.斯蒂克利一样,索性放弃住在那里,因为他们想念在伦敦时的文学交谈。”


    然而,尽管有种种不实之词,不断上升的乡村情结反映出真实的渴望,其强度与规模随着城市的铺开、工业的增长而逐渐上升。前所未有的大量关于乡村与自然的创作表达了这种渴望。自从1653年第一次出版以来,《高明的垂钓者》几乎已经再版或单独重印四百次,而《塞尔伯恩的自然史》一直以来都是销售最稳定的著作之一。随后是那长长的一系列著作,如《云雀飞到坎德尔福德》或者《牧羊人生活》,它们继续燃起城镇居民的乡村怀旧情感。如威廉·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在难忘的散文“论乡村之爱”中所述,这种怀旧情感的一个根本要素就是自然物(树、花、农场动物、鸟)因为早期的联想而受重视:它们比任何人都更生动、直接地唤回童年的记忆;自然物不同于人类,它们是作为一个种类而不是个体被认识;一朵报春花马上就会被认为是童年时看到的那朵报春花,而一个人则不会。


    这种怀旧之情也会随着对城市物质环境的日益反感而加强。十七世纪,那些热爱乡村的人不一定痛恨城镇。T.特拉赫恩吟唱道,“我的喜悦在草地、田野和城镇”;J.雷相信上帝同样地喜欢自然美和人类“用美丽城市装扮地球”的作品。”但是,人们越来越普遍认为最美丽的城市外表最像乡村;城镇的去乡村化导致人们对城市环境越来越不满。根据漫长的传统,E.霍华德在1890年代宣称“城镇与乡村必须结合”。花园城市与绿色保护带的理想经久不衰;的确,如何把城镇的社会经济机会与乡村的自然环境结合在一起是城市规划的显要主题。


    因此,到十八世纪,文学时尚与社会事实结合,在无情的城市化进程与越来越多的人尊崇的乡村渴望之间形成了真实张力。这些渴望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尽管许多人认为自然应该被驯服,但是却不应该彻底统治与抑制。古代田园理想一直到现代工业世界仍然留存。这常常可以在为消费品做广告的乡村意象中看到,也会在众多人希望在农舍中度过生命最后时光的朦胧憧憬中看到。尽管有些感伤,但是这样的情感反映人类文明发展所产生的不安;反映了接受现代城市与工业生活现实的勉强态度。

《人类与自然世界》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作者:[英]基思·托马斯 译者:宋丽丽 ISBN:9787544705288
版次:1 装帧:平装 页数:457页 定价:¥35.00元 出版日期:2008-9-1

作者简介: 基思·托马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曾任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圣体学院院长,1988年因在历史研究领域的贡献而被授予爵位。他的写作广泛涉猎现代初期的社会与知识史,第一部著作《宗教与巫术的衰落》(1972)荣获沃夫森历史学图书奖。

内容简介: “1500到1800年间,发生了令人应接不暇的变化,社会各阶层男男女女以变化了的方式理解周围的自然,并进行分类。”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增加,人类与自然界之间情感的纽带不断发生断裂。通过逐渐清除富含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象征词汇,博物学家们彻底击溃了历史悠久的自然与人类之间的感应观念,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与人类分离的自然景观。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导致人们重新向往乡村,安全感使得人类越来越注意保护鸟类和自然状态中的野生动物。现代初期人们对动物、植物与景观产生了新的情感,人为了自身了利益而利用其他物种的权力受到尖锐的挑战,人们开始强调未开发的自然对人类精神健康的重要性,以及荒野景观本身的美与价值。这种新感性与文明发展的物质方式与之间可以说形成了现代社会一个基本的内在矛盾。作者努力再现往昔的观念世界,挖掘现代初期英国人自然观背后的思想根源。书中史料丰富具体,涉及许多科学家、文学家和普通人,并大量引用诗歌和文学资料,体现了重新统一文学与历史研究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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