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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羞辱成为一种社会惯例
栏目:一家之言  本文作者:毕然   2009年 第8期  
  

    社会学家孙立平曾指出当前社会存在的一种现象:弱势群体不仅在物质利益上受剥夺,而且在社会文化方面往往也遭到贬损。


  这样的现象随处可见,比如房地产商“只为富人建房”的口号,荧屏上泛滥的偶像剧和高级商品广告所树立的成功标准,上访者被归入精神病患者的行列,按照打人不见伤的标准进行训练,把小贩撵得满街跑的城管,四五十岁的下岗工人被号召人生重头再来,包括“仇富”概念本身的制造和滥用,等等。


    对于此类现象,这里姑且在中性意义上用“社会性羞辱”概念涵括之。日常生活中的羞辱发生在具体的人际互动之中,但一旦普遍化、常规化,且沿着阶层的边界发生聚集,便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社会性羞辱”主要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群体之间一种歧视和社会文化剥夺的实践形态与具体机制。


    近期发生的一些热点事件,尽管起因不同、性质各异,但背后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结构性特征,以极端的形式表明了这样一种社会性羞辱惯例化的趋势及其危险后果。


    最夺人眼球的当属近日鄂西山区乡野间一小小娱乐场所中爆出的惊天大案。该案件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中人物所扮演的制度性和社会性角色。透过至今仍显扑朔迷离的案情,我们可以看到在具体情境中象征权力和金钱的力量共同上演的“用钱砸脸”的典型羞辱仪式。


    面对身体侵害和人格污辱,当事者邓玉娇奋起抗争,冲突中一位官员被刺死。在被警方从案发地点带走时大骂“他们是畜生”,表露出尊严于这位在底层为生计打拼的女性心中的沉重分量。作为一个社会性羞辱的标本,该案件的内涵及影响已远超出司法领域,构成理解当前基层社会矛盾的一条线索,一个阶层关系结构性紧张的隐喻。


    因羞辱而起或者带有羞辱性的事件可谓层出不穷。2006年抚顺市一位自行车师傅因受侮辱纠纷中“刺死‘奔驰’车主母女事件”,不久前习水官员“集体嫖幼女案”,宜宾国税局局长“买处案”也属于这类情况。在深圳海事局某原领导涉嫌“猥亵女童案”中“你们算个屁啊”的说法则构成社会性羞辱的经典文本,乃至“P民”成为网络上人们解嘲的自称。而近日云南某县领导之女率众殴打初二女生、以卫生巾侮辱之的事件,让我们在这些下一代身上看到了更大的社会隐忧。


    杭州“飙车案”也带有这样的性质。“富二代”胡某违反交通规则在闹市飙车,导致正在斑马线上过路的谭卓被撞飞毙命。尽管这是属于带有一定偶然性的交通事故,但有关部门初步的鉴定结论引起了公众普遍质疑,甚至有一种被侮辱了智商的感觉。


    由此观之,实际中制度性羞辱和社会性羞辱往往相伴而生。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大概是出于一种对经历了社会性羞辱之后还要遭受二次性的制度性羞辱的担心。


    在这个案件中,公众对肇事者家世的关注似乎超过了案情本身。而和肇事者一起的众富家子弟若无其事、嬉笑如常的现场照片,更是激起众怒。除了对弱者的同情,公众从这类事件中读到的是权力的傲慢恣肆、资本的骄横妄为。所以,杭州“飙车案”肇事者开出的百万赔付尽管也许可以摆平受害者家属,却难以化解公众心理上的纠结,反而让大家浮想联翩。


    市场主义话语下,贫富分化的格局仿佛有了天然的合法性,但某些人显然忽略了底层群体也有人格尊严的事实,在理念和行动上屡屡挑战道德与法律的底线。当然,这里并没有预设穷人道德上的先天优越性,也不是把狭隘民粹主义当做必然的宿命,而只是强调在当前的阶层之间关系模式中存在着一种危险的羞辱化倾向。


    现代社会每个人所占有的财富、权力有所不同,但在权利和尊严上一律平等。“仇富”、“仇官”不可取,“鄙穷”、“笑贫”更不得当。


    保证社会和谐,必须建立起有助于塑造道德主体、规范权力运作、增进群体间信任的制度设置,尤其要注意维护弱势者法定的公民权利,包括人格、自尊,而不是有意无意地践踏污损,制造社会怨恨和对立。和谐社会必须首先是文明而正派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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