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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赋税过高挤压民众福利
栏目:一家之言  本文作者:马光远   2010年 第11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最近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显示,2009年按全口径计算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32.2%,不仅大大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欧美等发达国家比较也不算低。


    很显然,这个数字,和2010年8月23日财政部某专家计算出的25.4%的数字有很大差距,也和其宣称的“我国宏观税负实际偏低”、“不仅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的结论明显打架。


    数据之所以打架,是因为计算口径不同。如何计算宏观税负,也就是政府对一国财富的占有程度,有小、中、大3种算法,小口径只计算政府的税收收入,中口径计算政府的预算内收入,而大口径则计算政府的全部收入,包括预算外和制度外的收入。从科学性和真实性而言,既然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的收入都属于政府的实际收入,用大口径计算宏观税负才能真正反映政府对财富的占有水平。


    在国民财富的蛋糕中,政府究竟占多少比例合适,1987年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低收入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为13%左右;中下等收入国家的为20%左右;中上等收入国家的为23%左右;高收入国家的为30%左右。目前,虽然按国家分类的收入水平标准发生了变化,但最优的宏观税收负担率变化不大。


    按照这个标准,就宏观税收负担率的国际比较而言,中国还未成为高收入国家,但宏观税收负担已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为缩小计算口径,否定中国宏观税负过高的事实,除了误导政策,毫无意义。


    更进一步,如果考察纳税人所享受的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和欧洲一些国家同样的税负,但税负的痛苦指数却远远不同。我们看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绝大部分用于居民的社会保障,而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以2006年为例,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73%,而同期日本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是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而美国最高,也只有9.9%。


    因此,站在国民财富分配的角度,我国“国”与“民”之间收入分配的最大症结,除了政府收入增长过快,国民收入分配的大蛋糕政府切割太多之外,更重要的,大多数的钱并没有直接用于民生福利,在基础设施和行政费用上支出太多,挤压了民众的幸福感。


    温总理曾经语重心长地说:“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政府占有多少财富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这些钱应该真正“来自于民,用之于民”,否则,政府拿走的越多,民众的幸福感就会越差。


    按照2010年财政收入的状况,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已经达到4.3万亿元,按照这个速度,全年完成8万亿元没有悬念,这意味着我国即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财政大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仅要控制自己收入增长的速度,恐怕更要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将更多的钱用于养老、医疗、住房等民生,而不是日益膨胀的办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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