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 密码: 登录 注册   忘记密码?
《寻真无悔:陈铁健八十文录》
栏目:精品图书  2014-12-30 15:35  
    陈独秀与瞿秋白,既是旷世才子更是聪明绝顶的学者。因时代浪潮推向政治,他们走出一条书生从政的悲辛之路。西路军、瞿秋白研究第一人、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陈铁健先生精选文集。

【记者】谷文彩

 

 

 

【内容介绍】
    西路军失败的根源在哪里?真是“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国焘路线的牺牲品”吗?最终解开这个历史之谜的究竟是哪一位领导人?


    陈独秀与瞿秋白,二人既是旷世的才子更是聪明绝顶的学者,他们的人生,本应属于讲堂和书斋,然而时代的浪潮,把他们推上了政治,走了一条书生从政的悲辛之路……为什么说陈独秀成为中共第一位代人受过的替罪羊,直到他百年之后仍然蒙羞?AB团肃反的“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在哪里?1920年代的中国大革命何以失败?何以说胡乔木是“亦官亦学”?……


    学者陈铁健精选五十年来学术研究成果,探古发微,寻求历史真相,成此巨册。

 

 

 

【作者介绍】

《寻真无悔:陈铁健八十文录》


    陈铁健,字石之,1934年生,浙江绍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著作有:《瞿秋白传》、《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与黄道炫合著)、《绿竹水南集》、《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2卷本,与李新合编)等。

 

 


【原文摘选】
北伐漫议

    岁末年初,读杨天石等著《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一书。边读边录,采撷书内史、论精华,并略抒一己之见,成札记数则,零散不成体例,故名之曰漫议。浅陋难免,祈方家正之。


    1. 北伐决策
    东征结束,广东底定,蒋介石即意图北伐。《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一书援引蒋氏自云:“预定明年八月克复武汉”(1925年12月28日日记);“本党今年再加努力,可以将军阀一概打倒,直到北京”(1926年1月4日国民政府春酌演说);“我们的政府已经确实有了力量来向外发展了”(1月6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以三个月为准备,六月底出兵北伐”(4月3日向国民党中央的报告)等语,可谓论之有据,足以服人。
    各地将领冯玉祥、方本仁、李宗仁、白崇禧、陈铭枢、李济深、朱培德等,纷纷赞同北伐。3月1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议决进行北伐准备。4月16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议决由蒋介石、朱培德、李济深三人筹拟北伐准备计划,由宋子文筹办军饷。5月,李宗仁自广西来穗,参加讨论北伐计划。李批评“北伐出师迟缓”,蒋认为李“不识政治复杂情形”。
    政治形势复杂,原因多种,主要是苏俄的态度。苏俄顾问团反对过早实行北伐。国民党二大时,季山嘉即反对北伐计划,为蒋所不满。1926年3月2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声称:“在现时期,应当着重抛弃任何军事讨伐的念头,一般说来,应当抛弃任何足以惹起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行动。”鲍罗廷积极贯彻苏共中央的这一决议,他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力陈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以保证北伐的结局有利于革命。5月1日,鲍与蒋长谈4个小时,对北伐多有争执。蒋不为所动,坚持出师北伐,鲍只好妥协。
    鲍氏以对革命有利与否判定是否出师北伐,自然不错。然而,他又抵制不了蒋介石即行出师北伐的决定。原因很简单,蒋介石是以继承孙中山的北伐遗愿为号召,而在中山舰事件之后,鲍罗廷由限蒋转为扶蒋;视蒋氏为“中派”,“控制”不成,便索性助其获得更大权力与实力。历史正是从这里开始,走向了“有利于革命”的反面。


    2.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与军事集权
    北伐大计已决,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尚未任命。6月3日,蒋介石与张静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谭延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商量总司令人选。张、谭二人推蒋,蒋辞而推谭,谭不允。蒋再与鲍罗廷商量,鲍力劝蒋就任,并云:如蒋不出任,他将辞去总顾问一职。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6月23日,蒋对总司令部政治部工作人员讲话,提出战时“无论前方后方,通用集中的原则来办理”,一切团体组织、言论,都必须受总政治部的指导和监督,并宣布:“在本党和政府之下,罢工就算是反革命的行动。”29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第37次会议议决,同意蒋的要求,决定赋予总司令部以特权,可以监督、检查、支配宣传、印刷、运输机关,指导农会、工会、商会、学生会等各团体。7月2日,公布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空各军,均归总司令统辖;总司令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出征动员令下后,即为战事状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秉其意旨,办理各事。7月4日至6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会推选蒋介石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由张静江代理),任命蒋为党中央军事部长,具有指挥各军的全权。至此,蒋介石已身兼五要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建立起以他为中心的军事集权体制。
    蒋介石的军事集权是蒋氏个人争得的,也是国民党中央按法定程序授予的,其中当然包括苏俄顾问团特别是鲍罗廷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其合法性、权威性,显而易见。可以说,蒋介石身处国民党内左派、右派,共产党以及苏俄顾问等各种政治力量交错复杂的环境中,对于北伐战争进程中必将出现的矛盾和纷乱,有相当敏锐的预察。从其个人能力而言,他在政治判断上的前瞻性,实际行动上的果断性,远远超过苏俄总顾问鲍罗廷,更非陈独秀所能望其项背。


    3. 北伐战略
    蒋介石早在1917年9月,即为孙中山起草《对北军作战计划》,拟先克武昌,次定南京,再捣北京,以会师南京之时,划分第一、第二两期作战,颇类日后北伐战略。
    1926年1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先统一西南,联络东南,然后直出武汉为上乎?或统一湖南,然后联络西南、东南而后再进规中原为上乎?抑或先平东南,联络西南而后长驱中原乎?殊难决定也。”事过九载,形势剧变,蒋介石对北伐战略的思考,更求周全完备。在国民党二大会上,季山嘉等苏俄顾问反对北伐武汉顺长江底定东南,而主由武汉挺进西北,与冯玉祥会合。后蒋主同时攻湘、赣,加伦则主各个击破,先取两湖。6月9日,蒋与张静江、加伦商谈北伐战略。21日,军事委员会接
受加伦提出的北伐计划。7月1日,蒋下达北伐动员令,宣告“继承大元帅遗志,欲求贯彻革命主张,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
    蒋介石刚愎自用,少有从善如流时。但对北伐战略决策,尚能兼采众议,择善而定,颇有些统帅气度。蒋氏一生膜拜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虽无曾国藩之识量、左宗棠之决断、胡林翼之才略,但在北伐时期,其言行似不无曾、左、胡的影子。


    4. 战场指挥:斗力与攻心并用
    两湖之战,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八军6万余人,在工农群众支持下,大战40天,所向披靡,终于10月10日克复武汉三镇。作战中,蒋介石亲临前线指挥,亦能征询诸将及顾问意见,纠正偏差,从善决策。但蒋之嫡系第一军腐败不为其争气,第二师刘峙部攻城不力,唐生智要蒋将刘师调离。蒋不堪其辱,严责刘峙“奋勇拼死”,“虽至全军覆没,积尸垒丘,亦非所恤!”然第二次围城,刘师又虚报抢功,使蒋“愁急不知所为”。
    战场形势,波谲云诡,变化莫测,非预拟纸上方案所能判断。许多重大问题,要靠身临其境的指挥官随机应变,果断处置。北伐江西战场,原取守势。唐生智、李宗仁在武汉战场得势,欲与蒋介石分庭抗礼,所拟二期作战计划,欲控两湖,而以蒋分兵攻赣东下。8月5日为总司令部会议否决,决先攻武汉,监视江西,适当时可占南昌。然至8月底孙传芳主力10万大军援赣,江西已成为主战场。加伦对用兵豫、赣方向未定时,蒋介石已决心入赣,亲自指挥江西作战。南昌未下,蒋已决定进兵浙江,进而顺江东下,直扑宁沪。加伦反对,说是“用兵东南实在毫无把握,我也不知怎样计划才好!”蒋不为所动,卒获成功。
    南昌之役,蒋之嫡系王柏龄部将领腐败,作战不力,招致第六军、第一军损折严重。第二次围南昌,蒋求胜心切,令部队硬攻坚城。第一军第二师第六团遇敌大乱,全军尽退。蒋自感指挥无方,自谴云:“因余之疏忽卤莽,致兹失败,罪莫大焉,当自杀以谢党国:且观后效如何”, 尚能承认自己的过失。第三次攻南昌前,第四军、第七军已入赣作战,实力大增。第七军三战皆捷,被誉为“钢军”。蒋介石与加伦、白崇禧等多方筹划,重新调整部署。一方面在南浔路寻敌主力决战,一方面与孙传芳信使往还,所谓“斗力与攻心并用”。北伐战争中,前期有蒋介石与孙传芳之间的谈判,后期有蒋氏与张作霖之间的和谈。论者尝以为这是蒋氏与军阀之间的拉扯勾搭,实在有些冤枉。须知:“兵者,诡道也”,战略与诡谋本来并无本质差别。蒋介石这样做,正合用兵之道。“他之感到胸有成竹,固然由于孙(传芳)外强中干,企图避免苦战,一方面也因为他(蒋介石)能控制何应钦在汕头之部队,而他本人又亲自主持对驻在杭州陈仪的策反,预料沿海之大包抄已实际可能也。至于翌年初又有安庆之陈调元的归顺,所以以后之取得京沪,不过在江西将孙部主力囊括之后的军事行动之尾声。因此举(为)蒋介石经历生平第一次之指挥大兵团作战,其战果辉煌亦为以后未有。”黄仁宇先生之如此评断,虽不无溢美,但大抵符合历史实际。
    北伐战争自1926年5月先遣部队入湘作战起,到1928年6月底定平津止,凡二年,分前后两期。北洋军阀时代结束,国民党“党治”时期开始。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的君主们,大都出自于中国北部,即如江苏沛县的刘邦、安徽凤阳的朱元璋这两位被目为“南蛮”的人物,也是长江以北淮河流域的人。迄于民国时代,江南出现了大批政治领袖人物。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四人均出自广东,一时蔚为大盛。这意味着南方已不仅在经济文化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占据优势。蒋介石乘北伐之胜上台,开了两个先例。一是以他为首的国民革命军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南向北的成功战争;一是作为吴越文化区的人物,他是登上统一的中国最高统治地位的第一人。


    5. 党权与军权斗法
    北伐战争开始后,共产国际、苏俄和中共中央感到蒋介石势力膨胀,原先对蒋实行妥协策略不当,遂改弦易辙,企图扶植左派,限制和削弱蒋介石的权力。先后发生的迎汪运动、联席会议、迁都之争、恢复党权和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自中山舰事件后遭压制以来所取得的不小的胜利。然而,国民党左派的胜利只是停留在纸面上。诚如陈独秀所说:“议决自议决,实际掌握政权的蒋介石,执掌党权的张静江、丁惟汾等浙江派、山东派,均藐视决议案而日行其右倾政策,毫无所顾忌。”
    中共汉口特别会议的核心任务是扶植和援助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帮助左派的上层领袖在中央、在地方都有结合,有理论,有群众,有政权,有党权。”中共扶持左派的方针可谓道顺理合,绝对不错。问题是:第一,谁是左派,必须看准。不能是软弱动摇的左派,更不是口蜜腹剑的假左派。中共中央拥戴的左派领袖汪精卫,恰恰就是一个假左派。第二,不能把希望只寄托在左派身上,必须壮大发展自己的力量,特别是武装力量,并有必要的应变准备。实际情况是,除了叶挺独立团等少数部队能够掌握,中共中央几乎是无拳无勇的空手革命派。
    北伐离穗之前,蒋介石还在抗议右派对他不能谅解。一出粤境,他所抱怨的对手已是左派、中共和苏俄顾问。8月30日日记云:“我军虽获大捷,而前后方隐忧陡增,共党在内作祟,非使本党分裂与全军崩溃而不止,遍地荆棘,痛苦万分。”8月31日日记云:“鲍(罗廷)等限制革命军发展防范本党北伐成功之心到底不懈,悲夫,中帅(指孙中山)倏忽逝世,何以吾辈后死者艰难至此耶?”他深知左派与中共之“迎汪”实为“倒蒋”,因而恼怒异常,扬言:“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革他的命。”“如果今日左派压制右派,那我要制裁左派;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我有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秘藏的杀机毕现。只是此时蒋介石还要依靠武汉供应军饷(宋子文将1300万元军饷暂扣不发,逼蒋同意迁都武汉),不得不在表面上敷衍武汉方面。
    军事斗争靠实力,政治斗争也非有实力不可。武汉政府有党权,蒋介石有军权。武汉政府的基本策略是党权限制军权,幻想党纪、命令、舆论可以制服蒋介石。但是,在手握枪杆子的蒋介石面前,虚夸党权的左派们,是那么苍白无力。事实证明,胜利者是军权,而不是党权。


    6. 群众运动与土地革命
    北伐时期的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为战争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但当时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对工农群众运动的态度却相当复杂。反对乃至敌视群众运动者,以群众运动的失序与过火而全盘否定;全盘肯定群众运动者,则忽视必要的领导和政策策略的指引,从而使失序和过火现象得不到及时有力的纠正。农民运动几乎弄到“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身着长衫即可视为土豪劣绅,而“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财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被一律当作“革命先锋”,强调“矫枉必须过正”,必须造成短时期的恐怖现象。“矫枉过正”乃历史现象,“矫枉必须过正”则是倡导者的主观精神。它为后来的鼓吹群众自发论、天然合理论、造反有理论、无法无天论、天下大乱论,提供了某种理论根据。它所造成的后果如何,天下人早已洞察。要消除这种理论的影响是不易的,因为它在中国自有其滋生繁衍的土壤。
    北伐时期的革命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工人、农民,也包括爱国官兵、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国民革命的大联合,应该是工农兵学商的大联合,而不只是工农的联合。国民革命军中不乏出身于地主士绅家庭的官兵,他们是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中不可缺少的成员。既要求他们对军阀英勇作战,又要在他们的家乡分田、抄家乃至诛杀他们的亲属,这究竟是巩固统一战线,还是破裂统一战线?孰是孰非,宁不深思!武汉国民政府发布一系列纠正群众运动失序和过火的训令,对于维护革命统一战线是必要的,不能认为完全错误。
    北伐时期的农村,应该实行减租减息,这是各方达成共识的明定的土地政策。1927年初,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革命的精神传到中国,中共部分领导人接受这个指示,从主张减租减息跃进到主张立即解决土地问题。国民党左派也积极响应。孙科说:“中国土地全在百分之五的少数人手里,我们统统拿过来,公公道道的分配。”湖南、湖北、江西农民运动迅速进入要求分配地主土地的斗争阶段。它以空前的震撼力度震撼着中国社会各阶层,激化了本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一书指出,要顺利地推动土地革命,不仅需要革命阵营内部思想上的一致和纲领、政策、策略及干部的准备,且必须有巩固的政权和强大的武装力量保证。中共内部、国民党内部对此都存在分歧。国民党左派和中派支持农民减租斗争,赞成以和平方式实行孙中山主张的“耕者有其田”,一般不赞成对地主进行人身斗争,更不赞成以斗争方式暴力地夺取地主土地,右派则仇恨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随着农民运动的激化和土地革命的发展,国民党内越来越多的人站到右派一边,国民革命阵营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工农群众运动的作用越大,一旦形势反复,它所受到的冲击也越大,所付出的代价也越惨重。蒋介石“清党”反共后,首先殃及的就是工农群众。客观地说,群众中固然蕴藏着巨大能量,但是它的作用可能是最大的,也可能是最小的。群众运动完全不可战胜的神话,早已为中外历史所否定。如果没有正确的领导,没有强大的武力后盾,没有巩固的政权保证,群众运动的成功是难以达到的,而其失败则是必然的。


    7. 中共与北伐战争
    有国共合作,才有北伐战争。北伐前期,中共在群众运动、军队政治工作、部分地方党部中取得领导和支配地位,为战争贡献巨大。但在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影响下,中共右的、“左”的错误都有,总体上“左”居上风,没有形成正确的战略策略。中共与国民党之间、中共内部领导人之间,在中国革命的前途、方针、政策、思想理论、领导权及北伐时机等问题上,存在许多分歧。
    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最初赞成北伐,后来在莫斯科指令下又不赞成过早实行北伐,北伐军即将出师,陈著文认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引起党内外非议。1927年3月,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成功,蒋介石抵达上海后,陈独秀已觉察蒋介石即将动手反共。同武汉政府及苏俄顾问比较,陈独秀及中共上海区委对当前形势的判断颇为清醒。3月25日,陈独秀在中共特委会上指出“蒋来别有用心”,“他将集中势力与CP算账”,“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陈独秀、彭述之、周恩来、罗亦农等一致认为,除了坚决采取行动反蒋外,别无其他出路。其对策:第一,扩大反帝运动,实行总同盟罢工,收回上海租界。幻想以激化民族矛盾办法缓和阶级矛盾,迫使蒋介石追随群众斗争。但又提出罢工先决条件,“要得国民党及老蒋同意”。第二,保存工人武装,准备罢工罢课,甚至要缴蒋军的械。分化蒋嫡系第一军第一师薛岳部,挽留薛师长驻上海,选派工人参加薛师,并将薛岳选入闸北区政府和上海临时市政府。周恩来还出面做过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的工作,认为薛岳、严重可以站过来。上述对策虽不失为清醒,但究属纸上谈兵,且为时已晚。
    陈独秀清醒一阵,又糊涂一时。几乎在他部署上述反蒋行动同时,汪精卫回国到沪,陈与汪马上发表联合宣言,说“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用以弥缝矛盾,自欺欺人,把蒋介石操刀待割的凶相完全粉饰过去。清醒时的反蒋部署,为蒋所侦知,授人以柄,成为蒋介石发动“清党”反共的借口。糊涂时的调和之论,则成为麻痹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的麻醉剂,使共产党人和群众惨遭屠杀。


    8. 中外勾结反共一幕
    北伐时期,侵华列强软硬兼施,分化软化中国革命的行径,历来著述多大而化之,含混不清。客观原因是史料不足。杨天石、牛大勇以10年工夫在国内外东奔西走,广事搜求,从英、美、日等国外交档案文书中钩沉发微,终使这一重大课题得以基本廓清,实在是民国史研究一大功绩。其中,英国的保守和迂慢,日本的怀柔和威胁并用,美国的长远打算静观等待,手段各异,变化多端,都在作者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这一章难度最大,写得最好,在全书中最显功力,最有分量。
    兹揭示列强与蒋介石勾结反共的最后一幕,借一斑而窥全豹。
    8时到17时,发生大规模对外国领馆、教会、学校、商店及侨民住宅的抢劫。从口音、服装、时间、规模等多方面判定为江右军赣、湘、粤籍士兵及下级军官所为。列强深感恐慌,集兵2万,军舰60艘于上海,保卫租界,威胁革命。同时,力争从内部破坏革命阵营,以各种方式诱迫蒋介石等温和派动手反共。蒋介石也加快与列强勾结,发动政变步伐。白崇禧先后会见美、日驻上海领事,表示维持上海秩序。蒋介石于24日夜派代表向日本驻芜湖领事表示,蒋将亲自处理宁案。26日蒋由南京抵达上海。法租界立派黄金荣送达特别通行证,准自由穿行租界。美、日政府均赞成借宁案交涉之机,压蒋处理局势,但勿逼之过急,以防帮助蒋之敌人。英政府则决定得不到满意答复,即行制裁。28日,黄郛奉蒋命密访日领事矢田,诉说上海共产派工人、学生已夺有武器,如蒋目前发表惩凶、赔偿声明,将给工人、学生发动反蒋暴动以口实,希望列强谅解蒋的苦衷。30日,矢田与蒋密谈,要蒋深刻考虑上海局势,蒋答以“一定严加取缔”。当晚,日外相币原训令驻华公使芳泽:日本同意和各国联合发出宁案通牒,但应删除“限期照办”字样。蒋正处困境,若各国恃强硬压,正合共产派倒蒋计谋,“最佳方案莫如通过中国人之手维护中国治安”,让蒋等“健全分子”有施展身手机会。同时,日本作好与各国共同实行武力镇压准备。4月1日夜,矢田向黄郛通报日方主张,黄告以蒋特别注意解决工人武装的时机和方法。日本充分了解蒋的策略考虑,疑惑顿消。4月2日,币原令芳泽劝英美驻华公使,将宁案通牒提出时间推延数日,以待蒋采取行动。英美同意。英驻日大使问币原可否向蒋提供物资援助。币原认为那种露骨之举,会使蒋被斥为卖国奴而引火烧身。当晚,黄郛告矢田:蒋已决心行动,“一俟准备就绪,即当断然实行”。其计划:由在沪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监委对武汉派发难,公开排共。第一件事是解除工人武装。4月3日,日本水兵在汉口寻衅杀人,日调军舰威胁武汉政府。4月7日,日、英、美、法、意五国驻华公使达成协议,联合向武汉政府和蒋介石分别提出不带时限的通牒,要求迅速解决宁案所造成的局势。4月11日,分送通牒。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拒收联名通牒。蒋介石的代表白崇禧在上海不仅接受了联名通牒,而且通过郭泰祺向矢田保证:“上海时局可望顷刻之间彻底安定”。果然,通牒送达后不到10小时,蒋介石就发动了反共政变。
    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是国民革命的奋斗目标。蒋介石在北伐出师伊始,即信誓旦旦宣称:“必与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为不断之决战,绝无妥协调和之余地。”然而,外交是要靠实力的,并不在于辞令有多么庄严。同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不可同时用两个拳头出击,既要打倒军阀,又能驱逐列强。证之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军港主权的收回,香港、澳门的回归,说明这个长期的过程是必然的。
    在北伐战争进程中,蒋介石以公开或隐秘的方式,对内巩固中派与右派的联合,不断瓦解左派营垒,联络城市工商资本家并设法获取他们的资助;对1919外则保持对驻华外国机构的交往,不断通过其心腹向列强示以温和姿态,逐步取得列强的好感和信任,从而使他腾出手来对付中共和左派。以暂时妥协结束与列强之间的纷争,换取列强助其反共上台,原是蒋介石处理宁案交涉的底价。蒋氏以他特有的狡黠,在与中共破裂之前,就悟出此道,勿宁说这正是他作为“中派”(实为右派)政治家的特征。

 

 


【编辑推荐】
    西路军失败的根源在哪里?
    红军何以败走苏区?
    为什么说陈独秀是中共第一位代人受过的替罪羊?
    “非委”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秘组织?

 

 


【媒体推荐】
    西路军、瞿秋白研究第一人、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陈铁健先生精选文集

 

 


【目录】
历史功过向谁论
北伐漫议
中国大革命成败之议
论西路军——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札记
宜将直笔写西征——西路军研究散论
西安事变简论——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读后
——《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读后
AB 团肃反之“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
——读《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札记
红军何以败走苏区?
——回到历史现场省视苏区革命

 

得失成败之间
蒋介石骗了孙中山?——蒋孙关系新论
得失成败之间——写蒋介石人生的一本新书
亲情乡情与“夫人政治”
跋《蒋介石与中国文化》
序《蒋家王朝》
最后的觉醒——抗日战争时期的陈独秀
“扩拓万古心胸”——读《陈独秀著作选编》
启蒙三人行

 

不多余的《多余的话》
重评《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与瞿秋白心路历程
《多余的话》两段佚文
瞿秋白被捕时间考辨
瞿秋白绝命诗考
人格的魅力——瞿秋白与张太雷
短暂的交谊——瞿秋白与胡适
历史的沧桑——瞿秋白与蒋介石
瞿秋白案复查散记
瞿秋白研究通信选
瞿秋白与中山大学的纠结
——《清校问题》中俄版本比对与相关史实
观书心语——《瞿秋白研究文丛》读后
尘封半个世纪的“五四”先驱王希天
一生多变章士钊

 

流逝的岁月
送李新先生远行
历史家的品格——记黎澍师
黎澍先生十年祭
洞察历史的深刻
李时岳师
尘凡多变敢求真——胡绳先生印象
观史犹忆阎宝航
亦学亦官胡乔木
怀念郑惠
悼蔡德金
记彭明先生
马连儒周年祭
杨劲桦与《梦回沙河》

 

真实是历史学的生命
神化杂谈
鬼术杂识
游民文化值得研究
门外文谈
“谷底”论辨析
出新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
出新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研究
勿忘日本侵华罪行
国军有一个敌后抗日游击战场
民国反贪何以失败
《“中间地带”的革命》告诉你:中共何以必胜
豫中行记痛
真实是历史学的生命
半生多误陈独秀——唐宝林著《陈独秀全传》读后
“终身反对派”陈独秀
后记

 

 


【图书信息】
书名:《寻真无悔:陈铁健八十文录》
出版:山西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3-08620-8
作者:陈铁健
时间:2014年8月 第1版
定价:68.00元
开本:16开
装帧:平装
页数:500

主要频道
关于我们
关于你们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版权所有 京ICP备17030495号-2
客户服务热线:010-6426-3509  举报邮箱:xiandaiyuedu@cnpitc.con.cn